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英文缩写DRC)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责是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前瞻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是国家级智库。
自1980年成立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事关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向、目标及战略举措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和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大量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为有国际影响力的政府智库，汇聚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拥有一支高水平的专职研究队伍，并协调集聚国内外专家共同参与决策咨询研究。长期以来，DRC保持并发展与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界的广泛联系和密切合作，用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咨询意见为政府和社会服务，同时，保持与国际社会的广泛联系，积极开展与重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智库的交流与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强调“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要靠创新。” 习总书记的讲话引起众代表热议，大家一致认为创新弱则国家弱，创新强则国家强，创新久则国家持续强盛。在当前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形势下，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在创新的价值更加突显的今天。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的未来取决于创新能力。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更加渴望创新、更加呼唤创新。
正是抱着对“创新”的期盼与探求，QC记者走进了位于北京市朝内大街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采访了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田杰棠。
QC记者：现在各行各业都认识到了“创新”的重要性，据我了解，创新可分为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等不同方面内容。请问咱们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的侧重点在哪一方面？主要职能都有哪些？
田副部长：应该说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不光是技术创新。在我们理解，它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创新经济学的创始人熊彼特讲，创新有这么几种，引入一种新技术、开拓一个新市场、使用一种新的原材料，这都算是创新，或者一种新工艺、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都属于创新。去年在美国访学，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创新公开课，它讲到创新就等于发明创造乘以商业化，如果只有发明创造，没有商业化，结果是零，反过来也一样。这里技术是必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全部要素，只要你的创意和技术发明符合商业化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叫创新。
至于侧重点，我们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创新，并不是偏技术的，同时它还是一门社会科学，主要是研究如何促进我们国家创新发展的一些制度，政策，包括和创新相关的政策、制度建设和法律法规方面的研究，为国务院提供政策咨询。
现在除了研究和咨询以外，我们还要做政策评估和解读，其中有国务院交办的一些评估任务，比如一些政策的实施情况，我们要组织人员去评估实施效果等等。解读的意思是我们参与了一个政策文件的起草，在政策发布的时候，把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通过主流媒体向社会发布。研究、评估、解读，三大职能，后来又加上一个国际合作，比如就创新能力，与国际上高水平的专家、智库机构进行交流合作，由于我们DRC是党和政府的主要智库，代表中国和OECD、英国、印度等许多国家和组织都签署了双边智库的合作协议，所以彼此间经常通过会议、合作研究等多种方式在一起交流。
QC记者：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近年来国家很重视智库的发展，除政府智库外，中国的民间智库也发展得比较快，民间智库与你们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点？他们的营利模式是怎样的？
田副部长：对，智库的发展是非常快的。我们是政府序列的，和他们比都许多不同。他们发展很快，对我们也形成了竞争，他们的特点是机制灵活，而我们党政智库的编制，包括出国经费都是受一定限制的，人员是按照公务员管理的，花销按三公经费去管理。编制上我们不能自己想招多少人去招多少人，都是有定额限制的，所以和社会智库相比，我们的机制不够灵活，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就是跟上下的政策接得比较紧。
民间智库的营利模式就是靠商业的咨询收入，他们可以通过一些战略研究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名气，通过给企业和地方政府做咨询，获得一定收益，另外他们还有企业给它的捐款，比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它的许多理事单位都是企业，它可能会通过一些合作方式，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我们完全都是财政拔款，我们的后顾之忧少一点。现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智库，比如质检总局的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他们下属的一个智库。
QC记者：政策评估是根据出台前后，分别进行评估吗？请您给介绍一下。
田副部长：出台之前叫“预评估”，一项政策出台之前，先评估它出台后所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这是决策科学化价值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把握不好，政策出台后不合适，最后又收回的话，可能会影响政府的威信，或者说考虑不周，所以预评估是一个重要环节。
政策正式出台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比如一年半年，要定期进行效果的评估，比如执行的怎么样？下一步应该怎样改进？现在有许多政策，制定是一个方面，执行是另一个方面，许多问题不是出在政策本身，而是出现在执行的层面上，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打了很多折扣。督导和评估是两个概念，督导是让它按照政策百分之百落实，评估是看它百分之百落实之后效果是不是还好，即便百分之百落实了，不见得有好的效果，也可能政策本身是有一些问题的。
QC记者：国外智库与国内智库有哪些不同？各自都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的？你们主要进行哪些方面的研究来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
田副部长：发达国家党政智库少一些，它的社会智库比较多，一般是以非营利机构的形式出现的，欧洲和美国都是这样。他们和我们的智库也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大部分知名智库都是有倾向性的，比如说传统基金会，他们会明确地说，我就是共和党的智库，有些比如卡托研究所，我就是共和党的智库，有些就说我是民主党的智库。他们不是党的一个组织，但观点是倾向于某个党派的。我们问，共和党捐那么多钱给你们，怎样保证你们的立场公正客观呢？他们说，我们本来就不是公正客观的，我们本来就是共和党的观点，但是我们的研究过程和方法，以及使用的数据都是科学的，准确的，但我们是共和党的喉舌。我们DRC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是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不倾向哪一个，我们都是为国家为人民利益去服务的，不牵扯哪一个利益群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美国的智库主要做一些战略研究，通过这种战略研究，对政府去发生影响，向国会施加影响。象传统基金会，它的位置就在国会山的后面，它的人员经常和国会议员进行交流。在美国的政策体系里面，一个政策不通过国会是不能实施的，这和咱们是一个制度上的区别。另外他们还有一个所谓的“旋转门”机制，政府官员退休了，象赵小兰，可以到传统基金会任个职，也有反向，从传统基金会到政府去任职的，比如共和党当选了，赵小兰不又出来任职了嘛？这和我们的党政智库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特点是跟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利益结合比较紧，他们是有立场的，他们有他们影响政府的方式。
我们的研究报告会上报给国务院，另外评估、解读等很多也都是国务院布置的任务，一方面叫急领导之所急，想领导之所想。对一些需要解决的热点问题，我们会主动地去做研究，有时是直接布置的任务，把研究成果及时报给领导。还有一方面是想领导之未想，就是要有前瞻性，比如未来五年的重要问题，虽然不是目前的重要问题，但要做预先的研究，然后你给他提建议，如研究关于未来几年我们的创新发展战略，这不是急领导之所急，而是想领导之未想。
过去我们是盯着国内的情况比较多，这两年顺应国家需求，要打造成国际一流智库，所以从眼界上也是瞄准一些国际重点问题做研究，包括有些突发的情况，我们也要做研究出来，供领导参考，象特朗普上台，英国退欧之类的事件。
QC记者：谈到创新，发达国家的经验比我们多，有许多东西值得学习和借鉴，这是不是也是你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田副部长：没错儿，创新其实也是个国际化的事情，美国有硅谷，他更讲创新。从制度上，发达国家有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因为他那个制度运行了很长时间，包括后面的追赶国家，韩国日本，他们都很注重创新，也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虽然印度和巴西可能不象东亚国家这么重视，但他们也有可取之处，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印度，我也去过那儿，他们的服务外包做得是很不错的，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其实每个国家都可以学习，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研究发达国家相关的政策，也是我们的一个研究方向，看看他们怎么做的，尤其他们从成立这个制度到今天的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变化，给我们未来做个借鉴，比如专利制度，一个重要的创新制度之一，专利制度已经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也经历了比较长的发展过程，期间有许多政策的调整，它也不是一味地加强保护。如果这个保护已经形成垄断了，对新生中小企业的创新产生阻碍作用了，他们就会适当地调整。所以我们研究他们，就是不光看他现在做什么，还要看他历史上都是怎么做的，都遇到过哪些困难，这有可能就是我们会遇到的困难。尤其是当年他们在和我们现在发展水平差不多的时候是怎么做的，比如美国早期是从英国模仿技术，英国说他们是偷技术，当时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他们都有一些经验。美国当年的纺织技术就是从英国引进，消化吸收的，当然咱们不能简单地用“偷”来形容他们。
QC记者：咱们国家提创新已经很多年了，发展到今天，创新的程度和它带来的变化到底有多大？您作为创新发展的研究专家来给解读一下。
田副部长：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由于我们经常看一些国外智库的文章，我们注意到，过去他对我们的创新是批评比较多，总是说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总是偷我们的，如何如何。现在他对我们的创新是威胁论比较多，已经到了威胁论的阶段了，可见我们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尤其是逼近创新前沿国家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现在从总体的创新实力来说，包含了科技，包含了产业，不算人均，从总体上讲，在世界上也就是仅次于美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占世界研发总投入的28%，我们的研发费用占到20%左右，到了这个水平了。到2020年前后，我们总的研发投入可能是要超过美国的，但是人均可能还有差距，因为我们的增长速度比他快，赶超只是时间问题。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追赶型国家，研发投入的效率不见得高，研发基础没有那么强，专利的质量也没那么好，价值链上高端程度还有差距，但是我们在不断地逼近，因为现在中国的科技论文也是世界第二位的，包括象自然科学，《自然》这个杂志是自然科学领域最好的杂志之一了，它做的自然科学评估里面，中国是排第二的，象中科院这样的机构在排名里面已经超过了哈佛大学，所以我们的追赶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高科技产业的规模也是非常大的，排在前几位都是没问题的，只是从质量方面来看，高新技术和研发投入所占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制造业的水平总体来讲，也是很不错的，也就仅次于德国、日本和北欧一些国家，如果从制造业的高端部分看，包括大飞机等产业和美国相比可能要差一些，但是普通的制造业，象我们的衣食住行、服装、家电一类，我们制造水平相对还是比较高的，普通百姓还是需要这些大众化的产品的。个别高精尖的，我们确实不如人家，但从量上讲，我们还是超过他们的，所以吉利才能收购沃尔沃。现在我们正在集中精力向高端迈进，通过国家干大事，比如高铁我们突破了，大飞机今年要试飞了，我们大飞机先把整机做出来，先用国外的配件，后来我们再研发，研发飞机材料，用各种方法来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
QC记者：创新离不开科研平台的建设，尤其是中小企业，他们的实力有限，更需要由政府出面，建设一些共享平台，来从事自己的研发工作，但据下面企业反映，实施起来并不如人意，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田副部长：这几年产业结构调整，有些过剩的低端产能慢慢淘汰，企业面临阵痛期，对创新有苦衷，中小企业从资金上和政策上都需要政府支持。科研平台，对企业的创新会有很大帮助，我们也研究过这些东西，很多地方已经做过这些工作了，在广东、江苏、上海、北京都能看到这些，至于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是不是中小企业都可以用到，可以针对不同情况做出评估。
首先这个事儿肯定是对的，象台湾工研院那样做一个共性技术研究的平台，有些技术是行业大家都可以用的，包括检测仪器也是一样的，产品出来以后可以拿到平台上去测试或模拟一下，这对大家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另外国务院文件也讲到了，要“众包、众设”，产品一开始的设计就可以开放出来，到一个互联网虚拟平台上去，让那些用户帮助你去设计。现在互联网可以提供这样一个虚拟的平台，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建不起研发部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给它提供一种支持。政策和文件的这些精神已经执行了很多年了，但有的时候中小企业并不能都得到这样的实惠。大中型国企得到的资源更多一些，因为它有研发实力，另外国资委也有考核的要求，而中小企业相对比较灵活，它的实力是不行，但活力非常强。
QC记者：经济调整这几年，中小企业生存比较艰难，面临的问题和困惑也很多，比如行业重新洗牌的结果，会不会导致垄断？引进吸收的同时、如何避免侵犯知识产权？国内企业如何走向海外市场，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梳不清，理还乱，您来给分析一下。
田副部长：这些都是现实问题，艰难应该讲还没有过去，目前初步可以说是经济趋稳，好的倾向估计还需要进一步努力。行业就是这样，一个传统行业，尤其是制造业，中小企业生存的空间比较小，以后会淘汰很多的，淘汰过程中有实力的企业肯定会活到最后。经过淘汰以后价格回升的时候，企业的利润才能够提高，它的经营周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说到可不可能会形成垄断，它是这样的，只要是放开竞争的，在中国这么大的市场里，一家独大的可能性比较小，更多的情况是所谓的“寡头竞争”，一个行业里有那么几家不错的企业，特别的行业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检测仪器，有些特别专业的仪器可能只有一两家比较大的企业占据着市场。（记者插言：国内仪器企业，关键零部件做得不行，基本依赖进口，象质检、环保等部门用的仪器几乎全是整机进口的，因为国产货达不到那样的精准度。国内仪器厂家对此还颇有异议，认为每年拿大笔资金进口仪器对国内是个冲击，但不进口也不现实，这也是必须的。）对，原来我去调研过，确实是进口的比较多，因为现在我们对食品的要求和环境的要求都比较高的，进口设备，最早在我们创新语言里面叫技术改造，淘汰旧设备，购买新设备，来生产新产品。技术改造这一块儿国家也是有支持的，它分为不同的层次，自己造不了的时候，你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你的产品质量或你的检测能力。过去有很大的一笔技术改造资金，目前还有，它是工信部和发改委共管的，有些领域还享受关税的减免。这些进口设备有时事关重大，涉及老百姓关注的问题，对质监部门来说，出一点儿事儿都是大事儿，这就跟造飞机是一样的呀，因为飞机不能出问题，我们又不能等你能造出飞机来我再上天吧？所以飞机就需要进口，几大航空公司的飞机哪个不是波音和空客？
在使用进口设备的过程中，慢慢去摸索它的技术性能，没吃过猪肉你总要见过猪跑，至少你要知道往哪个方向努力。象数控这些都是这样的，一开始去用他们的东西，从使用的过程中找到一些门路，慢慢地来研发自己的产品，等我们自己的企业实力强大了，就可以象现在一样走出去。最近我们在德国收购了很多企业，通过这样的收购可以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这也是一种创新，引进来走出去嘛，通过消化吸收，实现技术追赶，肯定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消化吸收成功的公司，不会只引进的，他们都是有研发实力的。消化吸收是个技术活，就象咱们造战斗机一样，从苏联买来以后，我们就慢慢地剖析它，学习掌握它，当时叫“反向工程”。（记者插言：现在这种仿制行为可能涉及技术侵权问题，如果对方有专利保护）没错没错，从整个立场来讲，我们肯定是要支持保护知识产权的，不能去侵犯知识产权，这点是没问题的，但这里面呢，有一些规避的方法，比如你的东西不见得去仿造的跟专利一模一样，咱们造的大飞机跟波音也不是一模一样的，有些专利是可以跨越的，有些专利是可以规避的，有些专利是可以购买的，有些专利是可以交换的，有多种方式可以化解掉。
你看华为，它从过去卖程控交换机，发展到今天，它可以跟爱立信，苹果许多公司去交换专利，它有一个专利池，因为它就重研发，一个不注重研发的公司它就不可能具备消化吸收的能力，这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你自己懂这个东西，你才能消化吸收。国内那些只能简单仿制的企业，如果走出去的话就面临着很大的麻烦。只在国内卖，老外是看不到的，只要你到了出口那个阶段，很多的专利来打你，要起诉你，有太多的中国公司只要往欧洲一卖就给你打回来了，国内卖人家是不管你的，他们国外的大公司都雇了很多专利中介公司，就是纠缠你打官司的，他们不直接打，都是专利中介公司来起诉你，就是花时间跟你玩这个东西，从法律上，专业性上，你都斗不过他。这两年我们的水平是越来越高了，国际化的公司他们都有专门的专利队伍，越来越强，其实从原理上讲，创新能力越强的公司，国际收入比重会越高，这是有学术研究支持的，两者是正相关的，只要打国际市场，一般都是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实力比较强的企业。
QC记者：有次我去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的刘秘书长说，有些仪器不过关，主要是国家的政策不重视，认为仪器不是什么重要东西，近几年环境、食品等问题受到全社会关注，质谱仪热起来，它的核心部件光电倍增管，国内生产不了，要进口日本的，他就说，凭我们现有技术能力，只要资金到位，完全可以搞出来，但支持资金却只有三百万，还不够做调研呢。我听了也感触颇多，您觉得国内在研发创新上的路应该怎样走？国外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田副部长：其实工信部门，就是主管工业的部门，组织了一个“四基工程”，就是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工艺、基础技术，它就包括了您说的这种情况，整个仪器是国产的，里面的关键零部件是进口的。四基工程就是专门支持攻克这种基础性的研发难题的，但这个资金盘比较小，另外仪器仪表这个行业从主管来讲，可能还有质检总局在，也许工信部这个四基工程未必涵盖到这个行业，力度没有那么大。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大多这种行业的攻关都是大公司联手做的，工业技术研发除了国家有平台以外，龙头企业是可以联合起来干的，日本情况这是这样，政府号召由几家大公司来攻克某个技术难题。当然在我国有很多时候也是由政府负责出面组织的，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前五名的公司都组织进来了。象这种工业技术的研发，其实行业协会也可以发挥作用，组织几家龙头企业，每家出一些钱来干这件事，象过去不锈钢协会，他们就组织起太钢、武钢一块儿来攻克几种特殊钢材的技术难关，几家大企业各出一部分钱，将来这个成果共享，这种办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象您刚说的那样，如果行业协会有这个想法的话，几家公司有这个需求，完全可以做这件事儿。（记者插言：仪器企业一般都规模不大）对，可能是这个原因，中小企业是没有这个实力，大企业每年都有研发经费的，可以用在这个地方，但这里有一个利润的分成机制，仪器行业未必适用。
越大的公司越具备这些条件，许多大公司本身就是搞应用基础研究的，甚至有些公司是搞基础研究的，在中国，这些都是国家投资。但是在美国有很多大公司在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是自己搞基础研究的，看起来公司是不赚钱的，为什么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一个是他们有实力，另一个是为了自己的长远发展，因为创新这个东西，你在这一代技术里做改进型创新，质量越做越高，但某一天它就会被替代的，象诺基亚公司就没有想到会出现智能手机，把它给替代了。这种颠覆性创新，或者叫创造性破坏，形成新的技术路线，把原来整个的轨道改变了，你马车做得再好，也干不过汽车，就这个道理。
大公司一般投钱，就是为了要发现下一个方向，象华为这样做通信的，国内建了很多研发中心，跟高校合作，跟国外合作，去研发一些和现在的通信技术不是一条路的新技术，这是一个大公司要做的事，看得远，因为你有这个实力，而且往往你在这条路上赚钱了的时候，你就该考虑下一条路了，这就是任正非老讲的“狼性”。一个产品的利润机会窗口，可能十年、五年，越来越短，你可能就要看下一个创新的轨道往哪儿走的，这才能成为高端的、一流的创新企业。
大公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自己的研发部门来做这件事，还有一种是成立投资部门，专门搞战略投资，大的投资公司他就专吃许多小企业。学术研究表明，更多的颠覆性创新的创意来自于小公司，大公司因为在这个行业做得时间太长了，他的脑子比较僵化。比如美国思科（Cisco），本身是个大公司，他有专门的投资部门收购小公司，第一收购专利，第二连公司都收购过来。小公司有些创意非常好，但他没能力做，很多想法大公司想不到，他就花钱买过来，或者花钱买你的专利，甚至很多情况下连你整个人员都收购进来了，整合到我的大企业里面，作为子公司或单独部门，继续给我搞这方面研发，这是一种大公司的战略，但这都需要有实力。
现在我们有实力的公司走出去的也非常多，当然对外投资的管理是和我们的汇率形势有关系的，人民币贬值比较厉害，出去投资政府会有些管控，怕热钱往外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总体来讲，我们走出去的企业还是非常多，我最近看到一个数据，这两年我们收购了200家德国公司，德国的制造业很强，但它有些企业，技术能力很强，但不会做商业，可能就失败了，我们很多企业是在国内市场做得很好，哪怕他做的是低端产品，但总的利润量不少，比如吉利做几万块钱的汽车，他每辆车都赚钱，因为市场有这个需求，这种车卖到国外可能卖不了，质量、安全性不过关，但国内消费者不这样想，它再低端也总是辆车吧，比自行车要强。到国外收购这种技术强，但在市场竞争中可能要失败的公司，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我们京东方也是这么出来的，就是收购韩国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但他有技术有专利，将来我估计日本也会成为我们的收购对象，他们有的企业专利非常多，虽然经营状况不是很好，但他们的专利实力还是非常强，只是商业利润下降，或者亏损。现在我们以收购小公司为主，可能我们也会收购大一点儿的，其实吉利收购沃尔沃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购，只是欧洲对于我们的收购，还是略微要友好一些，象德国最近的库卡，做机器人的，被我们一家公司收购了，德国经济部就批了，但在美国，华为，紫光，联想等都想收购一些小企业，就没有批，美国国会里专门有外资并购审查委员会，审查之后他就不让你收了，国会里的安全调查部门以国家安全为名，就不让华为收购他们的公司。所以现在美国对我们设置的障碍最大，他是一个跟我们体量差不多的大国，他与中国还有竞争概念，当然他的一切都是制度化的、公开的，不加掩饰的。你看华为，欧洲市场占了，非洲市场占了，拉美市场占了，但北美市场占不了，两国间还是有竞争意识的。
这样创新式的收购，也是一个发展的必由之路，日本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到美国进行了大量的收购，包括国家实验室的设备，甚至包括NBA的篮球场他都收购了。当时美国也是在喊：狼来了，对日本也是很提防，当然对我们就更提防了，因为日本的体量毕竟要小一些，国土面积小，人也比我们少，他们体制一样，相对提防要少一些。
经过这么多年发展，有些民营企业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如果国内投资机会不太好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考虑国外，尤其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有时候收购是一条比较便捷的路，京东方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当然也离不开国家很强的支持。中国的企业开始慢慢走得靠前了，清华以前就有一项技术，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的显示，后来在江苏建厂，生产的彩屏，水平也是很高的，但他和京东方走的不是一条路线，他是自己的研发技术然后产业化，京东方是通过收购，从产业上往高端走，一个叫科研成果转化，一个叫产业追赶。其实这是过去中国这三十多年来，两种典型的创新方式，一种就是科研人员下海，把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科研是科研、生产是生产的脱节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制造业起步以后，从进口设备到自己消化学习，再到自己研发的创新方式。
QC记者：看来我们在创新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您觉得咱们的创新工作中都存在哪些问题呢？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田副部长：需要完善的地方太多了，只是从追赶的速度来讲，开始向发达国家逼近了。我们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OECD28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从体制来讲，还有许多可以做的地方，比如说国家公共科研资金的投入，怎么去组织？怎么去共享？怎么去提高效率？这里面有许多文章可做。我们公共资金投入的效率是不是那么高？钱没少花，是不是有很多浪费？包括每个项目评审的过程，有没有经过认真细致的评估？这些过程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细节，把创新政策的改进要精细化了。现在把我们的创新政策列个表的话，基本上门类都齐全了，可精细度和发达国家比，还差得很远，包括我们政策的预评估，评估的过程不够科学，另外政策出台也是五花八门，同一行业有很多部门都管，政策之间的矛盾也很多，不但没有形成合力，甚至是互相冲突的，这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有时申请一笔经费还要通过中介机构，最后五百万的经费拿到手里，可能只有两百万了。
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要不断改进，这个层面还有很多事可以做的。另外对政策还要有化繁为简的能力，就是你要抓几件大事，如果政策出台太密集，数量太多的话，正象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结果就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执行会议，它就没什么力度可言了。比如一年内你出几千项创新政策，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只能国务院发一个文件，我就再发个文件，我不可能把精力投入到这么多的事情当中。所以现在的政策要向两个方向去努力，一个是要精细化，一个是要化繁为简，要抓几个重点，比如研发免税政策，尽量落实到最好，因为对企业来讲，管用的就这几条，文件发的那么多，他也懵了，地方政府现在也懵得很，比如一个文件下来已经半年了，我们下去评估，发现县里面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呢。只有化繁为简，精细化，才能把整个系统和干部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从严治党的同时，如何把领导干部那种有作为、敢担当的精神给激发出来。在过去的政商关系中，有些人可能会直接间接地得到好处，但现在不是讲“亲”、“清”的政商关系吗？过去是“亲而不清”，结果现在是“清而不亲”了，清是很清，可不办事了，这也是个问题。
咱们的创新制度，该有的基本都有了，比如说大型仪器共享这个政策，我们很早以前就有奖励办法，但是执行得一直不是特别好。美国的仪器平台共享，是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对产权有一个界定，每一种产权有一种管理办法，有全额资助的，有与政府签合同无偿资助的。我们去国内科研机构调查，他们总是说：这些仪器设备都是国家的，国家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它产权本身是不清晰的，你又不知道这个仪器是属于谁的？是国家的，你有这个处理权吗？说不清楚，所以从根本上就不够细致，不够清晰。美国的仪器在一开始给你的时候，就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政府给国家实验室的、联邦给所属重点研发实验室的、按比例资助给高校的，它有一套完整的处理方式，并且每一个细节都签在合同里面了，它也是有激励机制的，尽管他不说是奖励，国家实验室共享每年是要做评估的，做得不好下次就不要申请科学仪器的购买了。
我们简单的一个奖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有人会这么想：仪器每天让人都来共享，还占我自己使用的时间，那么点儿奖励对我没什么意义。但如果进行评估，我执行的不好，下次你不给我钱了，这可不行。所以机制设计很重要，不能有了就算完事了，必须不断地去精细化，换句话说，奖励的机制还不够，当然也有些企业反映，共享多了，连他自己的科研都做不成了，那也不行，这要有一套细则，根据单位不同的情况来制定和评估。
QC记者：欧美国家好的制度也不能全盘照搬，因为国情不同，人的素质也各不相同，比如有些中国人爱耍小聪明，喜欢钻空子，在制度和政策的设计上可能需要考虑周全一些。
田副部长：对，中国人聪明，可能会找到规避的方法，存在机会主义行为，有道德风险。有两种应对方法，一个是在中国设计制度时要比美国人考虑的更全面一点，否则钻空子人太多，第二个方法是进行高力度惩罚，制度基本差不多了，但如果出现这种人，一定要严罚。其实从合理性角度来讲，你不可能把制度设计得特别完美，以至于每个人都完全能不钻空子，所以重要的方法就是罚得高一点儿，力度大一点儿。
现在许多问题不是机制上的，主要是人为的，象普遍存在的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得不到根本改变，很多时候这些违法者都提前知道谁来检测了，就想办法应付过去了，这种现象非常多。（记者插言：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有个地方的同一个排污口，每次检查，甚至早上晚上来检测都不一样，数据明显造假。）有这种情况，但新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比如现在安装了传感器，从网上平台就能监测到排放情况，这些是技术可以解决的，有些是人为的问题，比如他不愿意让你装，他就会找出各种理由不让你装，其实一个排污口装一个传感器不是什么问题，即使不是传感器，装个摄像头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有些问题是技术可以解决的，有些是机制可以解决的，有些只能靠人的自身素质来自我约束。为了自身利益去阻碍发展创新的人也不是没有，象我们搞智慧城市，有的机构就说，你搞智慧城市，我们这些机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会阻碍你干这事儿，说个极端的例子，假如以后实现无人驾驶了，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交警了，大批的人要下岗，反对的声音不会没有，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性问题。
QC记者：您说得对，有时候新技术会对传统社会和经济形态造成很大冲击，但不同国家情况也各不相同，可能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就拿机器人来说，您觉得对于中美两国的影响有哪些不同？
田副部长：技术发展与人的自身利益确实存在很大关系，比如“机器换人”，产业工人下岗一定会更多，虽然有一种理论认为，管理机器人也需要很多人来参与的，但总体来讲，机器人代人这件事还是减少就业了。目前对我们国家来说，发展机器人还是有好处的，为什么放开二胎呀？因为现在总体上劳动人口呈现下降的趋势，发展机器人对我们来讲，还没有那么大的矛盾。但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机器人和就业之间的矛盾是比较大的，现在特朗普讲制造业回归，目的也是为了就业。中国福耀玻璃的曹总，要把制造业挪到美国去一部分，在美国投资建厂，他讲，投资到美国主要是看到它的税收环境比较好，负担比中国要轻，产业工人尽管有比较高的成本，但我不用他的工人，我们尽量用机器人。所以制造业即使去了美国，也未必能够提高就业水平，只会增加它的税收，特朗普想通过制造业回归来拉动就业这件事未必会发生的。
QC记者：一个国家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倡导与支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多年来一直处在领先地位，肯定与美国政府的重视是分不开的，您觉得我们怎样才能不失时机，迎头赶上呢？
田副部长：美国历任政府都非常重视对高科技的投入，但特朗普本人并不重视，对科技创新，他的态度是没态度，他不关心这个东西，他也不懂这些东西，他也明确讲了象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这些机构，过去给他们的钱太多了，应该把钱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因为基础设施需要工人比较多，他的倾向是偏就业的，至少他是轻视科技的。美国有个智库研究特朗普对科技政策的立场，大部分是“没有立场”或“我不管你”，他的立场对于我们追赶美国是有好处的。
我们国家领导人是特别强调创新的，无论是习总书记还是李总理，都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创新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所以政府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硅谷的现在是美国政府过去支持的结果，美国政府在六十年代对硅谷的支持非常多，从国防预算到政府采购，象今天用的计算机、飞机、航天工程等等都是那时候政府巨大投入的结果。所以美国政府如果今天不投入的话，明天会受到影响，毕竟企业的所做所为侧重于商业利益，并不是基础研究。如果我们今天投入足够多的话，明天我们有可能在很多方面超过美国，这对我们的创新发展应该是一个利好消息。
目前我们总体实力排到世界第二，但如果按照人均来讲，按强度来讲，我们还是差得很多，举个简单案例，拿产业做对比的话，我们整个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重不到1.8%，美国则在15%以上，这个差距有多大？需要往前走的路还非常长，所以必须坚持创新，让我们的创新政策不断精细化，科学化，变繁为简，真正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高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