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北京，冬意并不很浓，路边的环卫工人在清扫和收集着落叶，街心公园里有三五成群的老人在悠闲地玩着牌。望着老机械部的灰色大楼，我在想，中国机械工业正处在寒冬期，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面对几年来的经济低靡和行业困境，联合会是如何应对的呢？一年即逝，新春将至，不知他们付出的努力，在春风化雨之际，能否为步履沉重的中国制造业带来一点动力，一些期盼？当我叩响副会长办公室的木门时，心里感觉到某种安然，接下来与杨副会长的一席谈话，果然让我的思路变得清晰起来，我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行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ＱＣ记者：咱们中机联（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简称）被称作是协会中的协会，覆盖面很广，几乎把中国的制造业都给涵盖了吧？
杨副会长：咱们原本就是由各个专业协会组成的嘛，我们联合会属于综合性的，职能比较多，比如其中一项：机械工业经济运行分析，就是把我们整个机械工业的十三个行业综合起来，进行运行情况的分析与汇总。质量和标准方面也都是这样，质量是从机械行业的角度，进行综合的，宏观层面上的管理，机械工业的标准，包括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也都是在这儿来进行，其中包括标准的计划和修订，最后由我们报给国家标管委和工信部。
ＱＣ记者：十三个行业的标准制定都在这儿吗？那工作量可是蛮大的，咱们现在的职能和原来老机械部的职能差不多吧？
杨副会长：除了汽车不在我们这儿，其他的都在。我们大概有一百三十多个标委会，他们把每年的计划报上来，由我们报给国标委和工信部，编完以后我们再把标准上报给有关部门，予以批准和发布。现在标准是按照国家现行法律，国家标准由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行业标准由工信部发布。我们目前是四个标准的体系，一个是国标，一个行标，一个地方标准，还有一个企业标准，前两项是中央政府发布的，地方标准是地方政府发布。我们主要是做前期，发布是在政府，主要工作由标委会完成，标委会分为国家标委会和行业标委会。
至于职能，跟机械部时候没法比，机械部最早时候我们有八千多人，后来八百多人，国家局的时候有一百零五人，现在我们也就一百来人，和国家局的时候差不多。行政职能基本上没有，当初机械部和国家局时候是有的，现在我们只有建议权，其他的工作差不多，但行政权没有了。我们给政府部门发挥两种作用，一个是给他做建议，一个是给他做支撑，比如发改委和工信部要做十三五规划，由我们协助起草机械工业的十三五规划，先做前期工作，然后报给他，他可以修改，最后是不是发布，由他来决定，有时候他不发布，只做为了解。从近两年情况来看，不是所有的规划都由政府发布了，变为只由行业自己来发布自己的规划了，但有时需要你做支撑，比如国家做工信系统的十三五规划，各行业都给他做，然后报给他，他从中摘取，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他的秘书处，具体办工作的。
ＱＣ记者：没有了行政职能，那现在做工作的力度是不是不如原来大了？比如下面的协会和企业在贯彻和配合联合会的一些工作时，会不会觉得缺乏力度了？
杨副会长：情况是这样，具体要看哪一种工作，比如从资金和经费角度上看，过去机械部是可以直接给企业立个项目，通过银行贷款或政府拨款，让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或者科技研究，联合会就没有这项工作了，联合会可以建议这个项目，过去是可以发布项目的，就这个区别，总的来说，就是行政职能，行政权力没有了，我们现在只有建议权。
对于企业来说，我们也是他的一个渠道，比如他希望政府在产业政策上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在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后，可以把情况做出说明，然后报给政府，我们叫“政策建议”，政府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他的政策。现在我们只有服务的职能，没有行政发布权，其他工作性质差不多。过去发布年度项目，也要组织专家论证，了解情况，只是最后就可以直接做出决定了，而现在要报给政府，由政府决定。
ＱＣ记者：一直在说，政府要简政放权，和国际接轨，据我所知，国外ＮＧＯ（非政府组织）虽然没有行政权，但对政府对行业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这应该是我们以后发展的一个方向。
杨副会长：现在我们国家的协会和国外的协会区别还是很大的，国外协会有一个法律支持，在中国没有这方面立法，都是靠行政管理，比如社团组织法没有，只有社团登记。国外是这样，比如你要成立个企业，你必须先到一个协会去登记，比如我要做汽车，我必须到汽车协会去登记，如果汽车协会批准你成立，你才有权到法院去登记注册，他们国外没有工商行政管理，他是到法院去做登记的，而且协会有权否决建立工厂的要求，这就是“行业准入”，比如行业饱和了，可以不批你，所以在法律层面上，咱们社团组织法和协会法一直都没有出台，靠的是行政管理条例，区别很大，比如象法国，他全国可能只有一个机械工业协会，地方没有，行业是一个条条的，他不可能在地方有，这样才便于统一管理。
ＱＣ记者：的确，全国统一的协会有利于统筹管理，地方可能涉及到地方利益，存在地方保护等情况，比如地方协会受局部利益驱动，可能会保护一些落后产能等等，不利于行业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协会组织进行有效管理。其实什么都有个可比性，哪种方式更好一些，哪个体制更优越一些，相比之下，一目了然，为什么我们不去选择更好的呢？这是必然的方向，不过中国的事情，太急也不行。
杨副会长：对，总的来讲，是体制不太一样，在协会管理方面也有体现，所以某些在国外能实现的东西，中国实现不了，中国某些做法呢，国外也做不了，但目前从体制来看，有些事情不太好办，改革只是一步一步来，特别是地方，有的事儿就不好办，因为你没有法律呀，你得依据法律来管理社团的运作，都按这个法律去做就好了，不然，今天这个部门出个文，明天那个部门出个文，让人无所适从，有的是几年之内变好几次，所以就象您说的，中国的事儿急不得，要慢慢来，情况比较特殊嘛。
ＱＣ记者：现在政府让协会脱勾，协会维持日常开销，需要一定的收入，不知咱们联合会是不是靠着政府的拨款过日子？
杨副会长：没有没有，它是这样，联合会从原来的体制上，代管了七十多个单位，包括四十多个协会和学会，还有二十多个事业单位，这些事业单位都是国家中编办批的，代管这些单位，他给了一笔代管费，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联合会也是一个事业单位，不是纯粹的社团法人，也是中编办批的事业单位，所以会给一点儿事业费。这种双重身份在机械行业里只有我们一家，这种情况原来在机械部时候就存在了，刚开始没有特别强调是企业还是事业，那时没有社团法人这个概念，有段时间叫做“新社会组织”。原来机械部有一个叫“科技发展中心”的事业编制，中编办就给了联合会，我们人员就进入了这个事业编制，同时在民政部注册成立联合会，所以又是个社团法人。
ＱＣ记者：咱们联合会的质量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在质量监管方面，联合会是有自己的检测队伍，还是委托给第三方检测机构？
杨副会长：我们现在做的质量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行业的质量工作，这并不完全都是政府委托的事情，比如对行业质量状况进行一些调研，机械工业行业除了经济运行以外，质量状况到底如何？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质量分析报告，它和经济运行报告相类似，经济运行每月有一报，质量分析是每年一报。第二个方面是质量科技项目的研究，比如说机械工业本身主要的问题是产品的可靠性差，稳定性差，一致性差，联合会要组织有关方面利用国家的某些项目，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有些项目是行业自己确立的，比如象我们工程机械协会，他们就组织了一些企业共同出资，来解决行业共性的一些质量问题。有些是利用国家的相关项目，比如工程院，科技部，工信部的一些项目，来解决这方面的质量问题。第三个方面的质量工作，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些具体的调查，通过服务于机械行业的一些质检机构，调查目前出现的一些重大质量事故或质量问题，追查原因。我们联合会协助管着200多个全国性的质量检测机构的日常工作，他们可以去分析这些问题，然后报给我们，我们去上挂下连帮助解决。
这些质检单位，都是第三方的，包括象全国标委会，质检机构，全是第三方，它即不针对政府，也不针对制造者，也不是针对用户，他从第三方的角度来进行判定。国家质监委有一套管理体系，包括资质认证，它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是第三方，就是独立于用户和制造商的第三方机构，质检机构必须这样，否则你就没有公正性。
企业为了向用户证明他的水平和能力，委托质检机构给他检测，看看是否符合标准，这个检测如果厂里自己检测出了，用户有时难予相信，而通过第三方检测，由于他们没有和企业的直接利益关系，做出的检测结果就能够让用户信服了。企业需要这方面的证明，包括和用户发生质量方面纠纷的话，双方当事人都可以委托第三方来检测，按照国家的一些标准，按照双方原来签署的技术协议或合同来检测，第三方经检测出具的报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ＱＣ记者：大家知道，中国制造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质量，“中国制造”几乎成了质次价廉的代名词，令人汗颜，这一问题始终因扰着我们，质量问题讲了许多年，抓了许多年，为什么总还是老样子，收效不大呢？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可以这么说，咱们国家的质量工作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杨副会长：那是，我刚才说到了，行业的质量工作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叫做群众性的质量工作，比如ＱＣ小组，包括一些质量的管理体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和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质量抽查，就是所谓的国家抽查，比如说要检测一些内燃机，事先不通知工厂，到工厂里面先进行封存，封存完了以后，就把它拿走，然后去检测，看你合不合格。也有可能去市场上买些样品进行检查，这就是国家抽查。现在国家每年对某些产品，包括机械工业产品进行质量抽查，过去有行业统检，叫统一检查，现在很少了，因为经费太大，没有出处。
质量方面一个主要问题，是管理问题，就是我们企业本身的质量管理，做不到位，虽然有了许多的管理体系，比如9000、14000、18000等等，但是贯彻的有效性不行，有些企业不是真正地在那儿贯彻，有时候就做个样子，或者通过了检查以后，没有按照这个要求来进行管理，而是放松了，或者就根本没按它管理，这是目前的质量状况。
还一个，咱们有些员工的技能较差，因为现在很多企业没精力，也不愿意花很多资金去培训员工，另外中国跳槽很厉害，这个实际上也跟法律有关，象德国法律是很严的，你在入工厂以前，入行业以前，就职以前，工人必须进行三年的培训，只有进行三年培训，才能够进入工厂，这是一条对个人的法律，第二条，对企业，就是你有责任培养人，即使这个人不进入你的企业，每年也必须培养一定数量的工人，培训三年，三年后他愿意留在你这儿，就留，不愿意留，他可以走，企业要担当社会责任嘛，咱们国家没这方面的法律，谁来培养？技校的培养只是在理论上的，而且有些技校的条件，也不是能满足生产需要和企业需要的。
工人的素质，对整个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再好的技术，再好的要求和规章制度，还是要靠人来执行的，不执行，或者不能很好的执行，那产品的质量能好吗？过去机械工业出现过许多这样的情况啊，机器的主轴箱转得不好了，卡住了，打开一看，棉丝还在里面，装配时候把棉丝搁里头了，他就是装配不认真呐。
所以质量方面的问题即有员工的素质问题，也有企业的管理问题，还包括对员工的教育，制度是否严格执行等很多因素。
现在我们在抓质量的品牌工作，有五年时间了，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品牌，一个是品牌，一个是品牌培训。质量、品牌重在培育，我们在行业内进行一定程度的表彰，同时开展理论培训，工信部有一个品牌培育的体系，它着重于品牌建设，联合会组织各方面的企业，有三四百家企业，请老师，就是这个体系的制造者，给大家讲课，包括如何认识品牌，怎样培养品牌的意识，如何加强管理来培育品牌等等内容。
ＱＣ记者：这套东西实用性强不强？有效果吗？其实我觉得，咱们国家并不缺少理论上的东西，关键问题就是出在人身上，培养有素质，有操守，有信仰的合格公民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杨副会长：实用性可以，因为现在刚做几年，需要看效果。你可以按照它操作，操作完了再看它是不是能达到理想效果，从目前来看，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确实是这样，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就从质量方面来看，不是做不好，是根本不做好，主要还是人的综合素质问题。
过去工厂里的八级工制，师傅带徒弟，那是很认真的，从操作技能上靠的是实践经验，现在如果只弄个证，没有真正掌握，你说它有什么用啊？
所以现在我们一方面按政府要求进行品牌的培育工作，另一方面呢，我们从组织上也建立起一个专门的组织，“中国机械工业品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它是由我们会长牵头，各专业协会的领导参与组成的。每年要制定当年品牌培育的规划，然后由各专业协会来操作，这里就包括刚才说的，人才的培养、品牌意识的培养还有品牌的表彰等等。我们大概两年一次来进行表彰，大约七十到一百个左右的品牌，叫“中国优质品牌”。
质量工作的范围很广，每个阶段内容又不太一样，象品牌是这几年才提出来的，叫质量和品牌，这和习主席提出的“三个转变”中的中国产品变为中国品牌相吻合，质量工作就上升到了质量加品牌的新阶段。
品牌还包括企业文化，质量只是一般意义上来讲，国外确实有人家的文化，咱们刚才谈到的，从管理方面来讲，他有这个文化，工人就会自觉产生一个维护质量的行动，这就比较好办了。你光靠严格管理，他没有品牌意识，没有文化意识，他就不会形成有效的自律，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国外靠的就是一个文化，比如我到瑞典去，SANDVIK（山德维克），做刀具的，世界第一把，到他们的车间里去参观，工厂里都放着轻音乐，工人们在这样一个轻松愉快的环境里工作，你想精神状态会怎么样？咱们国内肯定是不会给你放轻音乐的。他的文化就是这样，他们厂里的设备，都由工人自己给它起个名字，所以他在工厂里工作感觉很愉快，工作起来是相当认真的，不象咱们这儿，一个个连奔带跑的，好象非常忙碌，但实际上工作也就一般般。
我们提倡品牌时，特别强调要在质量里掺入文化的因素，这就是我说的“质量文化”。把“质量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当中去，把企业文化融入到社会文化当中去，这样才会形成一个和谐互动的社会环境，打造出一个社会的先进文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要彻底改变目前管理上的那种完全僵硬的模式，把工人从被管的位置，变成一个企业的参与者，作为共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让他觉得自己就是企业的主人，他会产生自觉的行动，爱护企业，做好产品。当然这一过程是比较长的，需要坚持做下去。
ＱＣ记者：说得对，企业经营者必须懂得尊重劳动者，懂得平等待人，决不能把工人当做手下的奴隶一样，吆来喝去的，一个文明社会里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杨副会长：过去有些企业就是这样，搞所谓的“军事化管理”，那个说实在的长久不了，靠喊喊口号，走走形式，是打动不了人心的，尤其是八零后的这些工人，他希望的是有尊严，有文化的工作。所以我们试图在这一方面，向国外先进学习吧，就是要在质量之中渗透一种先进的文化理念，来做好质量工作。质量，好多年没有什么大的改进，这是主要一个症结所在。
有一次我到奔驰汽车，中午吃饭的时候，看到老板是和工人一样在那儿排队，领自助餐的。桌子都一样，所以你看不出来哪个是领导，哪个是工人，大家都说说笑笑，关系非常融洽。咱们国家呢？很多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关系非常紧张，你说如果工人有情绪，怎么会把质量搞好呢？奔驰那个老板就说，咱们无论工人也好老板也好，都把工厂当做自己的家一样，我们是靠着我们的家养活我们的家庭的。
ＱＣ记者：记得毛泽东时代有句话说：革命工作没有贵贱高低，只是分工不同，这种理念其实是正确的，不同时代可能说法不一样，但道理是一样的。要提高国民素质，首先要从各级领导开始，这样才能改变整个社会风气，所谓“上行下效”，质量方面也一样，首先要各级领导重视起来，以身做责，从严打击假冒伪劣。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良方，就是要改变人心。
杨副会长：对对，所以现在质量方面好多的问题，严格来讲，已经脱离了质量本身，都是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着质量，而不是靠目前质量概念里面它所说的那套理论。人，从做人的基本道理来讲，他本身就应该认真工作，你到工厂来，工厂给你工资，照说你就应该认真工作，做好每一道工序。但现在他不是这样，他没有这个理念，所以要解决机械工业的质量问题，必须综合治理，难度在哪儿呢？它不是质量管理本身能解决的问题。
比如企业进行了质量体系的认证，你必须贯彻执行，你花了一些经费，来请专家诊断，告诉你如何做，最后专家走了，你拿个牌子，得了个证，你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有什么用啊？这方面问题太多，咱们国家的法律不健全，执法也不严，说是对违法者罚个倾家荡产，但实际上只是罚一点钱，生产者付出的违法成本太低了，你象大众出的事儿，就是检测报告做假嘛，那罚起来是非常多的，全球影响都很大。咱们国家也有这方面做假的，顶多停止你资格一年半年，罚款也很少很少，或者基本不罚，最后不了了之，除了象三聚氰胺那样的，死了很多人，才追究了刑责。
一般质量问题，象不满足用户需要，承诺的服务没有做到等等，这些情况也是违背法律的，生产者不按照合同给人家一个合格的产品，偷工减料，做的假冒伪劣产品，本身就应该罚，象你说的，追责追得太轻，没有做到惩一警百的作用。
当初质量方面有一个院士叫刘源张，刘源张是咱们国家质量方面的一个泰斗，刚去世了，他就很感慨，他跟我说，你刚才提到的问题，我二十年前就提到了，现在还是这些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很感慨也很无奈。上回在中美两国一个质量论坛上，他就讲到自己很痛心，本来我们同美国在很多方面，包括质量理论上，我们不比他们差，有些还要更先进，但目前来看，美国产品的质量超过了我们，我们还是过去提到的那些问题，可靠性不行，一致性不行，稳定性不行。还是同样这些问题，怎么就不能解决呢？通过那么多的体系认证，那么多的手段，研究了那么多的课题，还是收效甚微。我就说啊，这里面有管理的问题，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文化因素，我认为，必须要形成一种文化，企业生产产品，甭管他是领导者还是员工，有一种文化让他真正爱惜这个企业，做好这个产品，日本企业我也接触过一些，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工人一进这个企业，就是觉得企业是他的衣食父母，他会认认真真地做，他就这个文化，他会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上道工序决不会给下道工序制造不合格的产品。所以目前来看，这个文化，其中包括刚才说到的“质量文化”，如何培养成，难度挺大的，这需要两个方面，一个是靠法律的严格管理，还有一个，我们就是要鼓励先进，做到惩罚和表彰相结合。质量方面，企业管理者要有一种做百年老店的信念，我们一直在提倡这种理念，但有的企业（指国企）领导说，企业是五年一届，过了五年早就换届了，还谈什么百年。
话又拉回来，联合会做质量，也做了十几年了，在机械工业部的时候抓质量，在国家机械工业局时候也抓质量，到联合会成立以后又抓了这么多年质量，我们就感觉，抓质量必须持续地抓，同时要不断调整，适应形势变化，比如拿我们现在提出的品牌来讲，要掺进文化的内涵，不是简单地做好质量，而是要做好质量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才能把大家真正动员起来，所谓动员起来就是大家能够真正认认真真做事，这一点应该说挺不容易的，如果这方面抓好了，质量工作一定会有所改善。
其实认真起来并不是什么难事，工人的工作，就是那么一道工序，关键是坚持把它做好。另外一个就是设备要不断更新，实现网络化，数据化，包括现在提出的“互联网＋”，这些对质量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现在就考虑，怎么样能让“互联网＋”为质量提供一个工作的基础呢，比如使用工业机器人，它不会马虎，好象对提高质量会有帮助，但机器人也需要工人操作，如果操作者不认真工作，机器人也一样会出问题。这样的事过去也出过，我不提工厂的名字了，他们用机器人已经很久了，就是由于一个工人本身的疏忽，他在编程序的时候，差了一点，机器人就是按照他编程的动作进行操作，结果破坏力就大了，它把零件都夹坏了，那是非常贵重的金属，要不然也不会处理这事儿，非常昂贵的，稀有金属的一种材料，光材料就几百万。如果是一个普通零件，坏了也就批评批评算了，所以说人本身的认真程度，是质量一个最基础的基础，人不认真，质量没法做好，再多的理论，再多的管理制度还是不行，所谓“事倍功半”。
ＱＣ记者：这涉及一个大的话题，就是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国民精神的问题，鲁迅当年为什么要弃医从文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中国人麻木愚钝的样子受不了，他认为拯救中国人的精神比治疗身体的疾病更重要。其实是同样的问题，现在快过去一百年了，问题依然摆在那儿。
杨副会长：有一次我听一个教授讲课，关于质量，他说中国的文化影响质量，他说中国提倡中庸之道，所谓中庸之道是什么？凑合凑合就行了，两边和个稀泥，听着也有道理，但你不能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行，这就误解了中庸之道，但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容易造成一个误解，凑合凑合得了，（记者插言：人际关系上也一样，别那么认真，过得去算了，不要太较真，西方人不这样，他们原则性比较强，毫不含糊的）是，这有个例子，原来我是干机床的，原来机床本身的外罩，做得基本还漂亮，但它弄的螺钉，用黑色的螺帽拧着，非常难看，就象一个人脸很平滑，长了几个麻子一样，我就说，一样的螺钉，你稍微多花几个钱，做成电镀的，电镀它不会生锈，外面都一致，看着很漂亮，结果这个事就弄了好多年，现在才改过来，你说多长时间？就这么个小问题。我说你设计者也是，这么难看也能设计出来，过去中国讲，外观质量不好，但内在质量很好，用你们东北话说，斤造，扛造。我说，你用户会怎么想？你连外观都做不好，你内部质量怎么能做好，（记者插话：不过现在咱们很多东西是外观还不错，内在质量不行）对对，就是华而不实的那种，从机械产品来看，过去一般来讲，都是比较重视内在的质量，过去叫经验设计法，虽然是不科学的，设计出来的东西“傻大笨粗”，杠造，但是浪费了好多资源，外观是更不重视了。我们现在强调质量是全面的，不光内部质量要好，外观造型属于工业设计，也必须要好，这也是质量的一部分嘛，这都会影响到市场竞争的，外观造型很好，那你价格可能就能上去，如果粗粗糙糙的，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东西不行，价格也上不去，现在什么都讲“颜值”嘛。
ＱＣ记者：咱们国家的质量管理水平，跟国外先进水平相比，从管理理论上有多大差距呢？是不是某些地方还要比他们先进一些呢？
杨副会长：先进倒不先进，但起码我们跟他们是同步的，从理论上来说，你讲得特别对，理论上我们是不落后的，甚至有些东西是我们先开始实行的，比如ＱＣ小组，虽然是从日本过来的，但我们也实行好多年了，范围也很广。有一定的影响力。
质量方面关键是有效性怎么样，能不能落实，包括管理的模式，质量管理的理念，要求， 规章能不能落实，另外一个还需要解决质量方面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可靠性问题等等。除了人为因素以外，确实在理论上，实践上，在操作上，工艺水平上，咱们跟国外还是有差距的，但起码在工艺上的问题，在设计上的问题，我们应该首先解决掉，然后是解决操作上的问题，要有个缓急顺序，不可能同步解决掉。如果你设计方面本身就落后，那你产品的质量肯定是不行的。工信部有个工业设计中心的认定，实际上工业设计讲的主要就是外观造型，它有一套理论，比如讲求宜人性，美观性等等，除了看着美观以外，操作还得宜人，便捷和舒适。我们打算把它贯彻下去，形成一种习惯，一种文化，这样质量才能够提高。解决技术问题也是下一步我们要开展的工作，比如稳定性，如果排除一些操作上的随意性，工人的素质，确实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设计手段，实验手段，比如通过实验台做振动试验，你的产品为什么经不起振动，噪音为什么那么大？你需要把里面的技术问题解决了。
ＱＣ记者：咱们制造业还有一大不足，就是实验平台做得不好，不如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产品的研发与创新，您怎么看？
杨副会长：所谓实验平台，是两个概念，一种是我们叫做服务平台，从标准，从质量，从管理等方面给大家建造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宏观性的概念，企业可以把自己的问题提到这个平台上来解决。第二个就是实验台本身，也是一种概念，我们现在每个企业它建造自己的实验平台，包括它的检测平台，看产品能不能达到标准，或者全部检测，或者部分抽检。这样的平台，除了工厂建以外，许多地区也做。中小企业不见得每个企业都来做，政府可以提供一个服务平台，可以检测你的产品。我们联合会就搞了一个区域经济，从2001年开始，我们认定了三十几个区域品牌，区域品牌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它需要有公共服务平台，包括检测，标准和设计开发能力，主要是看它能否为社会，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ＱＣ记者：新的一年马上就到了，请您谈谈联合会明年的一些工作安排，具体都有哪些举措？
杨副会长：明年不太一样，明年是十三五了，现在是十二五的最后几天了。明年我们主要一个任务是制定质量发展的规划，虽然有的人认为它比较空，但总要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尽管这个规划不见得谁来检查你，可做为自己来讲，未来五年到底有什么样的任务，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在规划里要体现。规划里首先要分析十二五所到达的基点，质量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分析一下今后面临的形势。
现在整个经济形势都不太好，我们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结构性的问题，市场上真正需要的，你做不出来，还得进口，第二个呢，你做出来的质量又不高，用户不满意，一个结构问题，一个水平问题。这两个问题不是仅靠我们联合会能解决的，但是我们要提出来，十三五规划还是要定。
另外我们明年还要做几件事，现在国家推出了一个标准，叫品牌标准，是国家标准。它是品牌价值的一个标准，比如说你这个品牌，它的有效性有多大？影响力有多大？可以按照这个标准判定出来。我们想在机械工业里面做些尝试，它还有一个价格评估，包括银行在内也参与进来，评估你这个品牌到底值多钱，不对外公布，可以自己掌握。假设说价值九百多个亿，你在与其他人合作的时候，或者你到国外去办厂的时候，人家评价你的时候，可以做为依据之一。目前它是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一个国家标准，我们想贯彻落实一下。另外一个，我们跟专业协会共同在企业中开展一项质量管理人才的培养活动，我们叫品牌经理。品牌经理也是工信部发布的，证书是工信部颁发，目的就是要有专人在企业里提倡质量和品牌文化。企业平时没人管这事儿，有个品牌经理，起码这是他的责任之一，他会专注于宣传企业的品牌和文化。（记者插问：是不是要从行政上设一个品牌经理？）对，他可以设一个，企业较过去要重视品牌的事。当时讲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说就象一个包，远远一看就知道这个包值多钱，大概齐几百块钱，如果告诉你说是LV的，巴布瑞的，那价值就是几万块钱，这品牌的效益就出来了。作为企业来说，他也希望把产品做好，竞争这么激烈，大家都希望我这个东西是著名品牌，所以这些也是我们工作的内容之一。
另外我们还想在诚信，信任这方面，做一些倡导工作，发改委做了一个网，叫“信任中国”，联合会明年一月份开始在这个网上要做正反两个方面的宣传，对讲质量讲诚信的企业，我们要给予表彰，对质量有问题，被用户投诉的企业，我们会即时公布，列入黑名单。由于发改委有些情况不了解，机械工业这部分会交给我们做，里面专门设一个栏目，比如说叫机械行业信任网，或装备工业信任网。我们准备在上面发布一个机械工业行业的公约，行规行约，提倡行业自律，起码说这是我们应当具有的一种精神。
主要的工作还是做好十二五的总结和十三五的规划。我们现在觉得做质量，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坚持，就是要有做百年老店的目标，象奔驰这些车，人家做多少年了？明年我们准备对检测机构进行一些整合，因为这是服务于质量的前线部队，包括到工厂去进行认证，给产品进行检测，都是质检机构在做。所以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要进行一些重组，现在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些联盟。现在标准放开了，可以做社团标准，联盟标准，我们第一步，要在联盟里做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比国家标准要抬高一点，等于我们要做优等品，你达到这个，你就是优等品，过去优等品是加钱的，我们没权利给你加钱，但你在用户中的竞争力会增加，因为这个标准超过了国家标准，质量更优秀。
另外要申报一些理论上和技术上的项目，与工信部共同解决质量方面的一些技术问题，然后给质检机构增加一些投入，提高它的能力。这些工作即有宏观层面的，也有微观层面的。还需要对行业内的质量问题进行盘点，现在经济势力这么不好，结构不调整，水平不提高，这日子怎么过下去？你做水平再低的产品你也得做好，便宜东西你也得符合这个价钱，你不能说价格便宜就粗制滥造吧。国外的产品也许水平不如你想象的那么高，但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记者插话：对，同样是台式硬度计，国外品牌的二三十万一台，国产的只卖三千，都没有人买）它不是一类货嘛，他那东西拿去检测，别说人家不相信，连他自个儿都不见得相信。所以学习先进国家，要从管理从理念开始，从文化开始。人家的先进产品也要学，但不是抄人家的东西，过去有个词，叫“研仿”，研究仿制，现在这词不敢说了，更不能做（记者：现在讲的好听点，叫“消化吸收”）对，消化吸收再创新，不过现在引进技术比较难了，因为国外不再卖给咱们一些先进的技术了，毕竟中国已经发展这么多年了，工业基础这么大，过去是小兄弟一样，教你点东西就教你了，现在差距是减小了，再帮你就并驾齐驱成竞争对手了。我国确实在知识产权方面还要加强，包括国内。如果相互之间，诚信度都没有了怎么搞合作。人家刚刚研发个新产品，一会儿人你给挖跑了，一会儿技术你给偷走了，人家可是花了大成本，费了很多年功夫的，你可能一夜之间就给仿造出来了。所以还是惩罚力度太低，如果侵犯知识产权你给他坐几年牢，罚个倾家荡产，他也就不敢了。
ＱＣ记者：与您谈话，能够感受到您对中国机械工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可以说有许多人关注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总结您以上的谈话，您觉得我们要突破产业发展的瓶颈，全面提升中国产品的质量，最需要扎扎实实地去做哪些工作？
杨副会长：不敢当，促进行业发展是我们联合会的职责。刚才和你谈到了，我觉得最主要的工作还是要注重质量文化（或者叫品牌文化）的培养，这种文化不是做给领导人看的，希望它在工厂里面，在企业里面，在全社会里面能成为大家的共识，这种文化不是唱歌跳舞，它体现出一个人的精神风貌，一个企业的精神风貌，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就象我说到的，你上道工序不能给下道工序制造不合格的东西，你工厂交到用户手里的不能是一个不合格的产品，这样看似简单的行为，里面就蕴含着一个人，一家企业的精神操守，这不是仅仅靠监管能解决的问题，监管不见得就是每天都要监督和处罚，必须要激发出产业从业者的自觉行动，这种自觉性要慢慢养成，当然这个难度挺大的，质量文化实际上就是培养和形成这样一种习惯，让人不觉得这是在管他，刚才谈到的瑞典企业，工人就没有感觉被管，他感觉自己在岗位上高高兴兴地度过了八小时。被管就象压紧的弹簧，反弹力更大。其实质量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让每个人在每一个位置，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应享的权力，大家产生一个向心的合力，就什么事情都不难做好。
ＱＣ记者：说得非常精辟，谢谢您百忙中接受我们《ＱＣ检测仪器》杂志的独家专访。最后我想说，虽然国家经济处于转型期，机械工业的日子不好过，正处在“严冬”季节，但有包括您在内的无数行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机械工业一定会走出困境，再创辉煌！(高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