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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标准先行——这已是业界的共识。标准更新滞后、交叉不一、矛盾重复，是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现状。全国政协委员、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更是认为，食品安全标准混乱、不健全，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直接原因。因此，尽快清理标准，定分止争，是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与居民健康保护的第一要务。
每一起关乎食品安全的事件，必将引发一轮有关食品安全标准的讨论。
今年4月农夫山泉“标准”之争的不断升级，究其根源，便是由国内食品安全标准乱象肇始。
食品安全，标准先行——这已是业界的共识。因为，一个科学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既是衡量食品安全问题的标尺，亦是确保食品安全的卫士。
标准更新滞后、交叉不一、矛盾重复，是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现状。全国政协委员、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更是认为，食品安全标准混乱、不健全，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直接原因。
因此，尽快清理标准，定分止争，是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与居民健康保护的第一要务。
标准之争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认为，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标准，是因为绝大多数消费者无法凭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来判定一件产品或一项服务的品质。如果他们对产品的基本品质没有把握，对其安全性没有信任，那就会减少购买此类产品。
产品标准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市场中就某种产品和服务达成了标准之后，意味着消费者只要购买此类的产品或者服务都能满足基本的安全，从而降低了消费者的甄别成本。
尽管标准很重要，但食品领域多套标准共存的现象普遍存在，且更新滞后。这意味着，多套标准之下，一些标准互相重复、打架，另一些重要标准却是一片空白。
比如，除食品的质量标准外，还有食品的卫生标准;此外，还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还有一些行业标准;在国家层面上，有强制标准、推荐标准和指导标准。这些食品标准加起来大约有5000个。
多套标准交叉不一、矛盾重复，不仅容易引发公众质疑，更容易让行业和企业无所适从，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企业甚至会避高就低。
我国现有的食品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4大类，主管部门各不相同。仅果蔬这一类行业标准，就分布在农业、林业、商检、商业、轻工、供销6个主管部门。
再以包装饮用水为例。目前，我国共有4份包装饮用水的国标，分别是《饮用天然矿泉水》(GB8537-2008)、《瓶装饮用纯净水》(GB17323-1998)、 《瓶 (桶)装饮用纯净水卫生标准》(GB17324-2003)和《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GB19298-2003)。
除了国标外，随着包装饮用水行业的发展，矿物质水、山泉水等“概念”的包装饮用水也不断出现，一些企业开始使用企业标准生产;同时，一些地方也出台了地方标准。不同标准间出现了一些空白和交叉，造成监管难题。
农夫山泉的“标准”之争，正是暴露出在我国食品领域的多套标准并存的混乱现象。
它的弊端是，同一套标准下合格的产品，行业或企业按照另一套标准却有可能不合格。标准打架，不仅让企业无所适从，更让监管部门及研究者无所适从。
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标准研究工程师颜丽发现，在农业部发布的农业标准NY/T833-2004《草菇》和原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商检标准SB/T10038-1992《草菇》中，有些地方用不同的定义各自进行归类，甚至用相反的指标进行互相矛盾的界定。
再以金霉素为例，在GB16869国标中，规定的残留量为1毫克/公斤，而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标准为0.1毫克/公斤。在其他标准规定中，金霉素在肉中的残留量为0.1毫克/公斤，在肝中为0.3毫克/公斤，在肾中为0.6毫克/公斤。
面对此种现象，全国政协委员、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认为，食品安全标准混乱、不健全，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直接原因。“现行的中国食品安全标准标龄在10年以上的占1/4，而个别标准甚至已经超过20年未修订。”他指出，历史包袱、行业利益、交叉繁琐的行政程序造成了食品安全标准的落后。
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在参加4月9日第25期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时，陈君石表示：舆论所认为的“食品安全事件是由标准缺失造成的”这一观点并不正确。世界上所有市场上的食品中，只有很少部分是有标准的。
但他同时也认为，在食品安全法颁布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惟一有多套国家级食品标准的国家，这种现象只有中国有。矛盾显而易见，企业苦不堪言。
“因为不是一个部门制定的，互相不通气，在安全指标这一共同指标上，比如，同一食品测定铅含量，若按这个标准是合格，按那个标准就不合格了。”陈君石说。
农夫山泉“标准”之争事件后，统一包装饮用水标准的呼声已经得到主管部门的回应。国家卫计委正在加紧对《瓶装饮用纯净水》、《瓶(桶)装饮用纯净水卫生标准》、《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等标准进行清理，将整合公布新的包装饮用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清理工作的展开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开始逐步颁布各类卫生标准和行业标准。1989年，标准化法实施。其中规定，中国现行标准体系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4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分为推荐性标准和强制性标准两种类型。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
在此之后，两部有关食品安全标准的重量级法律才逐渐出台，分别是2006年的《农产品质量法》、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
时至今日，标准化法依然停留在1989年。“标准化法应尽快修订和完善了。”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主任邱宝昌对本刊记者表示。
如果从1980年开始算起，三十年间，中国食品标准仅有过三次大范围的颁布和修订。现行标准的标龄在10年以上的占了1/4，个别的标准甚至已超过20年未修订。根据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标准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5年。
这种局面在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颁布后，开始有了改观。
食品安全法确立了今后食品标准将整合成一套强制性标准，即“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标准可分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食品安全企业标准。
2009年，我国开始了食品标准的大清理工作。
2011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四项工作目标，其中提到：要清理整合现行食品标准,到2015年底基本完成现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以及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内容的清理整合工作;
加快制定、修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提高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通用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完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机制，建立程序规范、公开透明、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表示，自食品安全法颁布后，卫生计生委在完成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任务——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更加现实的问题——如何解决现存多套食品标准之间矛盾、交叉、重复的问题。自今年起，卫计委又开始了另一项工作——将对现行的大量食品标准清理整合，除食品安全标准外，不得再有任何强制性食品标准。
根据《食品安全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近日，卫生计生委制定公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十二五”规划》和《食品标准清理工作方案》，全面启动包括包装饮用水标准在内的近5000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以及行业标准的清理工作，将于2013年底完成清理任务，于2015年底前完成现行食品标准整合工作。
从2009年食品安全标准诞生的那一刻起，这部法律注定要解决多年来众多食品标准并行管理而带来的沉疴旧疾，这是食品安全标准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陈君石向媒体透露，按照工作步骤，标准清理正在从标准审评的专业委员会，到国家部委层面，一步一步地推进。“遵循原则是，只有惟一一套国家强制性食品安全标准。”
消费者应参与制定
目前，关于标准清理工作的最新消息来自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该中心称，食品标准清理生产经营规范专家技术组集中召开清理工作会议，对本组负责清理的396项食品标准逐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分别提出了废止、整合修订、不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等意见，截至目前，有377项食品标准得出了初步清理意见，占待清理标准总数的90%以上。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汪国钧表示，标准清理还需再提速。如涉及标准新制定和修改，还应多吸纳企业、行业协会、专家、公众等广泛参与，不能只被一些大户“操控”。
汪国钧的话在另一个层面的意思是，清理整顿过程并非易事。最大的困难就是清理整顿标准中，各部门、各位专家之间的看法不一，存在分歧。
“不过，最后总能通过妥协达成一致意见。”陈君石说。
“标准之争就是利益之争。标准低一点，就有大量企业被放进去，标准一高，一些生产能力落后的企业就会被淘汰。我们的某些标准恰恰是迁就了一些落后企业。”邱宝昌这样认为，这也是大众对标准制定过程的普遍看法。
对于这种观点，作为业内人士，陈君石自有他的看法：公众是被媒体误导了。起草某些标准需要企业参与，是因为企业不仅最了解生产情况，也是标准的执行者，如果一套标准出台后，超过50%的样品不合格，那这套标准还有何意义?在整个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企业只参加起草，并不参与评审和最后的卫生部行政审查。
邱宝昌律师则认为，企业可以适当参与标准的制定，但更应该强调消费者的参与权，消费者要有票决权和知情权。要改变标准的制定被企业“绑架”的现状，就要举行多次听证，要弱化企业的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对本刊记者表示，主管部门应邀请专家、消费者等共同论证，参与包装饮用水标准的制定，以确保该标准具有安全、可靠、合理、可操作性以及可诉性等。
“制定标准时，政府要转变职能，要由过去的保护企业利益转变为保护消费者利益。各种标准不统一和有冲突的，该废止的废止，该立新的立新。”刘俊海说。
客观看待中国标准
实际上，客观地看，食品安全标准并非被公众诟病的那样不堪。
正如陈君石所说：“我不认为中国标准是落后的，国与国之间的情况不同，食品标准不尽相同，不能简单、机械化地比较。标准不是越高越好，关键在执行。简单来说，我国的食品标准总体上是适用的。修订前存在多套标准，修订时参照国外标准，兼顾本国国情，这是世界通行做法。”
“并不是欧盟和日本的标准就是最好的。世界各国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时，都会相应照顾本国利益，保护本国的企业。”农业部渔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主任吴成业表示。
如福建省的鳗鱼80%出口到日本，但日本本土也产鳗鱼，为保护国内产业，便增加对中国鳗鱼的检测项目，制造贸易壁垒。他们非常清楚我们用什么药，所以每次都能卡住我们。
在我国，进口的品客薯片被查出含有禁用的食品添加剂溴酸钾，进口乐事薯片、依云矿泉水也先后被检出菌落总数超标。这三大国际知名企业的产品被我国判定为不合格，正是因为中国的标准在某些方面严于欧盟、美国。
媒体报道中，经常看到“某某添加剂在国外禁用，而中国却允许使用”，于是认为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落后，不能保障消费者健康。其实我们也很容易找到“某某添加剂国外允许使用而我国禁用”的例子，比如面粉增白剂。再比如，大米是中国人的主食，因此中国给大米制定的指标就比欧美要严格。对于大米中镉的限量，国际标准是0.4毫克/千克，而中国则是0.2毫克/千克。
这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钟凯的观点，他表示，单纯地比较标准的数量和个别指标的适用范围意义不大。
钟凯认为，消费者总是希望制定更严格的标准，风险当然越低越好，但是好食品是有成本的。如果标准严到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都跟不上，那市场供应就要出问题，我们就要饿肚子。如果十几亿人向国际市场张开大嘴，恐怕食品价格的上涨是国民无法承受的。欧美的食品生产比我国富足得多，居民收入也比我们高得多，因此他们也更有“资本”制定更为苛刻的标准。
随着国力增强和技术水平的进步，中国越来越重视参与国际食品法典(CAC)工作。目前中国是CAC下属两个重要分委会的主持国，一个是食品添加剂分委会(CCFA)，另一个是农药残留分委会(CCPR)。我国也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比如大米中砷限量国际标准的起草就是由我国专家牵头。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的技术能力已经得到国际上的充分肯定。
钟凯认为，标准在满足保护健康的前提下，高低取舍主要考量的是经济和贸易因素。在WTO的规则下有一个重要原则是“非歧视性”，简单讲就是不能“宽以待己，严以律人”，对待国内食品和进口食品不能用两套标准。当然，更不能把在本国超标的产品出口到标准更宽松的国家，同时也不能人为设置贸易壁垒阻止国外产品的进口。
例如2012年曾经出现的茶叶农药残留超标事件，由于欧盟基本不生产茶叶，他们在WTO规则下可以制定极为严格的标准，保证进入欧洲的是最好的产品。因此本质上这并非是食品安全问题，而是贸易问题。
“标准总是要向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向发展，标准的‘国际接轨’是指制定标准的原则、程序和科学依据要符合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而不是一味要求标准的数量与数值与国际标准的相符。”钟凯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