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家哈特曼正在阅读自己主编的《我的奋斗》注释版
支持者建议做反面教材，反对者担忧被右翼利用
【环球时报驻德国、英国、俄罗斯特约记者 青木 孙微 柳直】没有希特勒肖像的灰色封面，装帧设计极其简单却近2000页厚——这就是1月8日在德国公开面世的注释版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被锁在“毒药柜”中70年后，这本当年纳粹德国最具煽动性、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书”又以合乎德国法律的方式再版。该书再版引发德国国内的争议，也引起英俄等国舆论的关注。持支持立场的德国历史学家希望，注释版可以帮助德国人认清希特勒的罪恶本质;而反对者担心，再版纳粹书籍是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再次伤害。有英国学者认为，德国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政府和民众有能力承受这样一本书;而俄罗斯人一边倒地认为，德国和欧洲人的价值观出现危机，特别是难民问题日趋复杂的大背景下，再版该书是个危险的信号。今天的德国人，是否真的能“百毒不侵”？
新版用3500处注释批驳纳粹言论
原版《我的奋斗》约700页。注释版的全名为《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个批判的版本》，分为上下两部，包含3500处注释，共1948页，售价59欧元。《环球时报》记者10日在柏林几家大书店没找到这本新书。据德国最大连锁书店塔利亚书店一名主管说，他们的实体店还没有这本书，但可以网购，并称“实体店销售还需要时间”。据了解，该书首次发行量只有4000本，但出版方已收到1.5万册订单。德国新闻电视台预测，该书将成为德国2016年的畅销书。
“这本书是认识希特勒及其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第一手的资料。”在8日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批驳注释版《我的奋斗》主编、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哈特曼表示：“我们想跟希特勒拉开距离。我们把原文放在书页的正中央，用注解来包围它。有时候注解比原文还长，我们就是不要让希特勒的文字当主角。”哈特曼认为，原书充满仇恨的语言，希特勒善于政治煽动，混淆事实，用谣言蛊惑人心。作为历史学家，能精准反驳希特勒的言论，让哈特曼感到欣慰。对于怎么注释，哈特曼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希特勒将犹太人称为“蛆”“身上带着恶毒杆菌”“会毒害人类的灵魂”，而书中的注释不仅点破这是“希特勒的政治宣传”，还说明“把政敌贬成害虫是常见手法”。为此，他们还求教寄生虫专家，发现希特勒在用词上紧跟当时德国微生物学和公共卫生学的发展趋势。
因注释版《我的奋斗》由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推出，《环球时报》记者又询问生活在慕尼黑的媒体同行斯凡妮亚·波西尔，她反馈说，该书在慕尼黑的书店可以买到。她告诉记者，阅读原文那些煽动种族仇恨的段落，让她直想吐，好在这些糟粕都被注释“包围”，让这本书也显得不那么神秘。据介绍，从2009年起，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请24名学者参与撰写对相关内容的评注，学者们的初衷是通过这本反面教材向世人揭示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根源。去年2月，该研究所正式宣布要出版注释版《我的奋斗》。
“禁令有时反让这本书神秘化，诱使一些人想去阅读。”德国当代历史研究所主任威尔辛去年夏天曾在讨论是否如期解禁《我的奋斗》时说过这样一句话。纳粹主要宣传书籍《我的奋斗》首次出版于1925年，最多时全球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被翻译成近20种文字。希特勒1945年自杀时，其最后注册的居住地在巴伐利亚州，该书版权和其他财产都归属巴伐利亚州政府。德国政府禁止该书出版和销售，违者将追究刑事责任。但德国版权法又规定，书籍版权在作者死后70年失效，因此，《我的奋斗》作为“公共领域”图书，出版禁令2016年自动解除。
家住柏林的技术员托马斯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德国媒体和政客过去一直在说《我的奋斗》的“毒害性”，“但我们年轻人没有读过这本书，所以，如果能看这本书，我们更希望自己来判断”。他认为，希特勒的纳粹思想，在绝大多数德国年轻人中已没有市场，“即使极右翼分子，许多人也不希望被贴上希特勒的标签”。
担忧者怕催生新纳粹情绪
对德国70年后再度出版《我的奋斗》，英国网民议论纷纷，有的说“读过这本书，让人恐惧的是希特勒最终做了他想做的事情”;有的表示“我赞成人们应该读读这本书，它纯粹是一个崇尚种族灭绝的疯子的胡言乱语，但为什么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当时得到数以百万计德国人不同程度上的认可，他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参与到消灭欧洲犹太人的行动中来”。
让英国媒体更关注的是该书再版在德国国内引发的争议。路透社报道说，德国至今仍因过去杀害600万犹太人而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德国一些犹太社区领袖纷纷表示，“反犹太人的谩骂”应继续被禁止，“这本可恶的小册子充满反犹言论，重新出版将残忍地再次伤害大屠杀幸存者的感情”。犹太社区认为，这本烂书就应该锁在历史的“毒药柜”里。犹太社区领导人之一夏洛特·克诺布洛赫严厉批判重印《我的奋斗》的决定，他认为这样会帮助“右翼分子传播极端思想”。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有德国官员表示他们会限制公众获得文本，因为担心会催生新纳粹情绪。
去年9月在柏林举行的世界犹太人大会决定，反对希特勒的煽动性作品《我的奋斗》以任何形式再版，因为该书受到新纳粹分子和各地一些具有种族歧视团体的追捧。不过，英国杂志《周刊》的报道称，有耶路撒冷的大屠杀国际研究学者支持这种“学术方法”，尤其是在否认大屠杀和扭曲历史盛行的时代，有必要让以往只有研究人员和历史学家才能接触到的历史材料公之于众，让民众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即使在巴伐利亚州，反对声和担忧声也不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历史学家佛罗伦·塞普表示，这本书对普通大众而言太危险了。民调似乎也呼应了这种说法，上个月由YouGov民调机构调查发现，51%受访者完全反对出版新的《我的奋斗》。如今的德国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1/5德国人有移民背景，很多德国人的家庭和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没有联系。很多年轻人历史知识不多，认为希特勒很神秘。对于当前的难民危机，有些德国人心态复杂，既想做善事，帮助难民，但又保持警惕。
尽管有反对声，但德国联邦教育部和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已发出信号，认为学校可以将注释版《我的奋斗》作为批评性教材公开使用，但前提条件必须是以揭露纳粹意识形态和反对右翼激进主义为目的。教育部长约翰娜·万卡去年12月接受《帕绍新报》采访时表示：“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具有批判性的版本目的在于为政治教育作贡献，也相应写得通俗易懂。学生们会有疑问。如果他们能在课堂上提出这些问题，讨论这一话题，那是件好事。”德国教师协会也有类似表态。
“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注释版就是希特勒纳粹言论的一剂解毒药。”德国《西南新闻报》评论认为，长达几十年的二战历史反思，让德国人的历史观已经成熟。但俄罗斯人可忘不了苏德战场的惨烈，对于《我的奋斗》的再版几乎是一边倒的抨击声。俄新社9日发表题为“德国政治出现了价值观危机”的报道称，俄国家杜马副主席热列兹尼亚科表示，德国允许出版《我的奋斗》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一书籍宣扬的是“优等民族”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犯罪想法，是当今文明社会不可接受的。德国和欧洲国家允许该书出版，已经严重损害了欧洲所宣扬的价值观。在欧洲发生难民危机的背景下，表明欧洲的内外政策出现危机。欧洲国家对难民的不满情绪增长可能被纳粹分子用于加强自己的影响力，并证明纳粹侵略行为是正确的。出版该书也违反了相关国际法。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认为，没有必要再出新版本。
犹太教莫斯科首席拉比伊萨乌洛娃认为，《我的奋斗》在俄罗斯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一直是禁书，如果专家用来研究大屠杀问题是有益的，但大量发行则很危险，因为并非所有读者都能通过此书了解大屠杀的恐怖，并永远对其说“不”，反而会追随纳粹思想。统一俄罗斯党的“青年近卫军”组织也反对出版该书，并表示将致函联合国秘书长，阻止该书的发行。
今日德国已不是魏玛共和国
“为什么我们不再惧怕《我的奋斗》？”“德国之声”评论员苏珊讷·斯普罗尔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名评论人士看来：“对付蛊惑人心者最好的办法就是揭露他。德国已进入新时期。德国人变了，21世纪的德国不再像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右翼煽动者通过巧妙的宣传手段就能迷惑广大民众。”
众所周知，德国在二战后已反省历史，历届领导人，不分党派都明确承认，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残害过600万犹太人。德国向受害国人民认罪、道歉。1985年联邦总统冯·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的大会上要求德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侵略罪行。近几年，德国人还拍摄《我的元首——最真实的希特勒》《希特勒回来了》等讽刺喜剧片，出版《阿道夫·希特勒，一个独裁者的人生之路》等由历史学家写的反思性书籍。
德国《每日镜报》网8日刊文说，研究纳粹的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认为，禁止和审查只能让一般读者有“不能得到的东西反而有诱惑”的想法，因此，他支持德方再版《我的奋斗》。出席再版发布会的克肖说，德国是成熟的民主国家，有能力承受这样一本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刘作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德国出版注释版的《我的奋斗》，来反思历史、批判极端思潮的初衷很好。他认为，不必过分担心该书被德国右翼势力利用来宣传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因为时代不同了，纳粹思想产生和弥漫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刘作奎说，对《我的奋斗》中内容进行批判，可以进一步让民众对纳粹思想的本质有清楚的认识，对于防止纳粹军国主义复活，乃至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德国政府有各种法律制度来严禁纳粹思想的传播，同时德国民众对二战和纳粹反思程度非常深。他认为，德国国内既有民众基础又有法律制度的控制，极右翼势力不敢去试探民意底线，也难以摆脱法律约束，肆无忌惮地宣传纳粹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