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质检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扎实推进“创优争先”活动中，涌现出许许多多辛勤耕耘、涉猎广博、造诣精深的各级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一线质检工作人员，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以其智慧和汗水不断取得新成绩，无怨无悔地传承着激荡人心的精神特质。他们用奉献、忠诚、责任，担当起中国质检事业，担当起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事业，谱写出一曲曲平实而激越的感人乐章。
采访手记
在毛志农将近30年的植物检疫生涯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用在了稻草灭菌处理技术的攻关上。在辽宁检验检疫局的实验室里，至今还存放着当年试验用的仪器。毛志农说，在这里，他们前后历经100多次试验，筛选了十多个菌种，分析鉴别了1000多个数据，最终确定了最佳灭菌方法，为稻草制品出口提供了技术标准。可以说，稻草出口日本正是在他和他那一代检疫人的手中一步步把设想变为现实。
他的爱国宣言是：知识只要与生产相结合就能取得与时俱进的效益；正确的运用政策与与时俱进的效益结合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利民（左）给毛志农颁发证书
在一片掌声和镜头中，人们记住了一个名字：毛志农。
颁奖会上给他的颁奖词是：志农者，有志于农。他是耕耘者，更是植物检疫专家。苦干12年，历经上百次实验，终于敲开了中国稻草输日的禁令。科研成果产业化助东北水稻产区农民走上了致富路；大船熏蒸，是他一路引领，技术难关挡不住他前进的脚步。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是他克敌制胜的法宝。
毛志农的故事一经说起，就是他和他的攻关团队把“稻草”变“黄金”的佳话。
从1986年到现在，毛志农的名字一直活跃在中国植物检疫专家的视野中。他的名字，还成为促成日本解除自1950年以来对输入中国稻草的禁令的一个标志。
毛志农完全没有一点老人的“老”态，他知道我们采访他，很是认真对待。不仅在原来给他的采访提纲上列出了时间和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更是在采访他后的第二天一早，又把临时回忆起的书面记录专程送到我们的住地。他希望我们尽可能完整地和他一起把过去的岁月做一个梳理。
或许是年龄的关系，怀旧的情结打开的同时，记忆的闸门也随之打开了。
他说年轻的时候很少想到什么是苦，也感觉不到苦。尽管那时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恶劣，但一直以来沉浸在莫名的激情里而浑然不觉。他的年轻，承担着责任的崇高，也充满希望的快乐。
“那个时候……”他的眼光跳出窗外，一脸陶醉。他似乎看见了过去的自己。
他将一段奋斗的历程说给后来人。在这一刻注视着他，我们阅读着他的故事。这些过去的记忆打开一片新的视野，我们发现，原来从平庸到卓越的距离并不遥远。
“我这一辈子是在毛主席的引导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是毛志农老人接受采访后的第一句话。
这位1939年出生的老人说自己生在解放前，长在红旗下。2岁时患脊髓灰质炎，自幼落下腿部残疾的他，从小要强。少年时期的毛志农，充满了梦想。因为他亲身体会过疾病的痛苦，所以，他想做医生，他想做不平凡的事情为人解困除忧。几十年，他一路走来，始终怀揣着一个孩子般神奇的遐想，行进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份纯真成就了他。1958年，毛志农考进沈阳农学院植物保护系。他说他当时想，当不了人的医生，我就当植物的医生，专门对付病虫害。
他执著，保持着他特有的对什么事物都充满好奇的冲动和坚持探究结果的严谨作风。青春岁月里，在满是汗水的脸颊映衬下闪耀着一种崇高理想。
难忘在劳动中，他曾用袜子腰当工具，把农药六六六合剂洒到玉米植株喇叭口中，和同学们一起幻想着将来有一天发明出一种农药和后续的养分剂。
常会想到使命和责任，正是他们那代人身上留下的烙印。
志农，原名“金鉴”。1962年改名为志农。
毛志农老人说，“1962年，我分配到大连商检局从事植物检疫检验工作。之前，还有个去中国科学院林土所从事森林病史研究的机会，可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去成。到商检工作仍然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暗下决心要一心一意地干好本职工作。我的岗位是替班上船做溴甲烷监测。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在实验室里白手起家，用安瓿、瓦斯灯搞分装药剂，搞火焰燃烧甲醇和CH3的鉴定。”
其实，毛志农研究的成果远不止这些。他喜欢琢磨，看到有技术问题的地方就善于动脑子去解决。他不为名利，做事踏实投入，慢慢地，成为他的一个习惯。
当时，在大家的潜意识里认为，扦样是不起眼、最出力、最没有前途的工作。而在他看来，扦样学是很有嚼头的工作。所以，每当骑自行车去扦样的时候，他都留意研究。有时，100批里很难见到有一批有异样的，但年复一年，他在平凡的工作中积累了经验。
他回忆说，“1965年，农业部和外经贸部两个部委分工。植物检疫工作划归农业部。直线管理成立了动植物检疫部门。那时，由农业口调进来的学生都成绩一流。根正苗红。专门从事登轮工作。可在当时极左思潮渐盛的条件下，一般重视进口，弱化了出口。把人力都集中到进口工作岗位上。只剩下我这个毕业三年的‘老’同志，一个人管出口检疫。”
1969年12月9日。这是毛志农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是大连第一批下放人员收到通知的日子。大儿子当时才仅四个月大。他和全家被下放到庄河县明阳公社。在这个被他称为“第二故乡”的地方，他什么都干，踏下身子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他欣慰地说，“我学以致用，和实践结合，没有虚度那段时光。”农村那种朴素的平等亲近、充满欢笑的生活片段，令人难忘。毛志农他们不畏艰苦，苦中作乐，不知不觉中就走过了那一段岁月。
萧伯纳说过：“有信心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腐朽为神奇。”
毛志农的信心来自对组织的信任。他说：“在农村的那几年，有阳光，但更多的是坎坷和泥泞。我告诉自己，只有脚踏实地，欣然接受现实，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农村，他干过水稻、育苗，插秧，管理，打药，几乎所有的农活他都干过。正因为太熟悉这些劳动细节，为他后来与日本技术专家面谈稻草出口试验一事打下了良好基础，日本专家没有想到，这个中国专家竟如此了解并掌握水稻种植的全过程，不由地对他刮目相看。
毛志农说“我也走过麦城。在农村种自己菜园子。土豆芽块，沾九二○——赤霉素，百万分之几（PPM）。因没有千分之天平，大约估量的浓度高了，芽眼出芽成多个，因此一片自留地土豆全毁了。在队里成为笑谈。这是我工作中的教训。”
再回过头看，那些在劳动中学到的东西，让他至今工作起来得心应手。经过了就不一样。所以他说，和工农结合的路子应该继续走。现在的大学生真应该到基层去锻炼一下。了解从种到收的过程其实就是了解百姓疾苦。
我们执笔凝思，体味着这位老人发自内心的激昂与向上。
稻草，多少年来，它始终以其低廉的使用与交换价值，在时光隧道里化为烟，沤成肥料。然而，有眼光的中外企业家们看到了它的另一面优势，挖掘中就有了新的看点。
说到稻草出口，毛志农老人款款而谈。他的语气沉稳、平缓，但却透着力量。穿过时光隧道，我们跟着他的思绪回到过去。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直至现在……。这些难忘的峥嵘岁月里，流淌着一首首无声的歌，同时也流淌着一个中国质检人滚烫的爱国情。
1950年，日本颁布了《植物防疫法》。
日本，这个精明的民族，在法规表1-14记录有这样的文字：“禁止从世界一切地区（除台湾和朝鲜半岛以外）进口稻草，稻草制品、稻壳、草席等，以防止稻茎线虫、稻一炷香、稻兜疫病以及其他在你地区已经造成流行而在日本尚未造成危害的病虫传入日本……。”
日本人这么敌视外国稻草，其实是站在他们本国利益的大局考虑。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在一个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倒居世界第一的国度里，粮食问题不是小问题，关乎国家和民众利益。任何危及农业的贸然举动都会引来灭顶之灾。
毛志农回忆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法规自1950年颁布以来40年未动一字。80年代初，毛志农第一次见到译成中文的这部法规，再三翻看，又仔细查阅了一部分关于日本对一些国家农产品解禁的资料，他仔细研究后，竟然有一种要突破它的冲动。
他感到，日本的《植物检疫法》并不是不可突破。因为它的颁布年代——昭和25年（1950年），正是西方世界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时期。法规的制定，有着极其复杂的、特定的政治、历史背景。而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帷幕拉开，两国贸易日益增多，贸易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植物防疫法》中所列禁止进口的农产品中已经有实际解禁的先例，别的国家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也能做到。况且，日本的稻草与我国东北的稻草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其遗传型相近，病虫害区系相近，检疫对象基本相同。如稻茎线虫、稻一炷香等。甚至，我国稻种没有的病害，如稻兜疫病，日本稻草却都有。如果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方申明利害，据理交涉，完全有希望突破《植物防疫法》的防线，将我国的稻草制品打入日本市场。即使日方仍要坚持法定条款，我们还可以通过稻草灭菌的手段来开辟这条贸易之路。
希望之火点燃了。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进口稻草，进口后又做什么用呢？
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人们的经营理念、商业思维逐渐形成，中国一大批企业家，已把目光定格在稻草上了。
“弃之为草，出口为宝”的我国东北地区稻草，高壮，坚挺，味甘，原本只适用于日本牲畜饲料，但也是适用作“榻榻米”稻草垫子的最佳原材料。一批有眼光的中外企业家、贸易家、经营精英以及一批海外的豪商巨贾早就盯上了这个广阔的市场，日本商人也早有意进口中国东北稻草及其制品来扩大自己的经营份额。
日本国属东亚地区，历史文化与我国习性相近，主食以大米为主。日本人对水稻谷物和伴生物稻草从骨子里有一种膜拜心理。逢重大节日，日本民间喜欢用稻草编制工艺品作为吉祥物。同时，日本所饲养的肉牛的主料也离不开稻草，所以，日本畜牧业需要大量的稻草饲料。最关键的是，日本人环保意识极强。他们对所开垦的山坡、道崖、沟渠等裸露的土地，都强化加以绿化覆盖，因而也需要用稻草制作的草帘覆盖避免产生浮尘和泥石流。还有一个原因，日本人多数家庭卧室地面铺设的是榻榻米（草席），部分原料就是稻草。每年仅用做榻榻米，更换量就达2000万张。由于日本本土的农作物耕地面积少，原料稻草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所以，日本每年都需要从其他国家大量进口稻草。
有记载说，日本森林覆盖面达80%，资源少，但十分珍惜。这与他们的环保意识密切相关。为防止稻茎线虫、稻一炷香等疫病传入，日本在50年代就颁布了《植物防疫法》，这个法规就像一把锁，锁住了稻草贸易的大门。
多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对我国稻草实行禁运。理由是我国无法对本国稻草有害生物进行有效灭菌，生怕危害日本产品安全。1950年5月4日，日本颁布的《植物防疫法》中明令禁止进口除台湾和朝鲜半岛外的任何国家稻草及其制品，其目的是防止外来稻草虫害传入。而另一方面，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稻草使用的原料选在东北地区，这其中的道理也很明确：我国东北地区除了盛产大豆、春麦、马铃薯、玉米等以外，水稻种植也极其丰富。而且东北地区空气的干湿度适中，比较适宜农户储存稻草秸秆。且东北土地辽阔，水稻种植较为集中，且为单季稻，稻草产能完全可以满足日本国内的需求。
毛志农老人在给我们讲述的过程中，不时会停顿一下。在他，许多相近的话题包含的内容太多太多，老人有时就在梳理思路，试图把这些过去的事情说得更明白。这位大连动植物检疫所高级农艺师，这位毕业于沈阳农学院植保系的高才生，以其对祖国农业的深情挚爱，对植物科技的博学多闻，对检疫事业的执著追求，决意要为出口创汇闯出一条路来。
他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作风，让采访中的我们对他肃然起敬。
毛志农和他的同事用热情而细致的工作态度、用不懈的努力和卓越的智慧照出了人们心中的春天。他说，要想改动《植物检疫法》，首先要解决技术上的问题。没想到的是，为解决这个技术问题，他们用了13年的时光。
1982年3月，日本农水省大臣龟岗应邀到我国云南访问，这给致力于争取日本稻草解禁的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提供了一次契机。我国动物植物检疫界几位专家随之飞抵云南，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周旋下，拜见了龟岗大臣。委婉的外交辞令，入情入理的陈述，终于打消了这位日本官员的重重顾虑。他明确表示，回国后就派检疫专家来华考察。然而，天不遂人愿。他刚回到日本，就面临因大平正芳病逝内阁更迭的乱局，因此，派人来华考察的事情自然没了下文。
接下来，我国农业部外事司直接与日本驻华使馆参赞土登道直接触，以交涉日方专家来华考察一事。没想到的是，日本农水省通过外务省给我方的一纸照会却一改常态，声称日本是主要产稻国家，目前无意修改植物防疫法，也不宜近期派人来华考察，中日只可就此问题交流情报，增进了解。
现实就是如此，往往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由理想迈向现实，需要不懈的努力和坚持。在每年一次的例会上，中国经贸部向日本通产省提出，必须允许中国有更多的商品进入日本市场。其中包括农口对稻草、荔枝、哈密瓜的解禁。尽管日方毫不情愿，但为了保住中国这个大市场，还是勉强答应了。但，却是绝对有条件的一种答应。
1986年10月，作为中国植物检疫代表团成员的毛志农飞抵日本，与日本农水省植防课就稻草、哈密瓜、荔枝解禁问题进行洽谈。在东京的贸易谈判桌上，特别重申稻草贸易问题。日方认为，可以对东北稻草及其制品解禁，但必须取得稻草灭菌科研成功，然后才可能考虑付诸行政决策以及修改防疫法的问题。谈到灭菌处理方案，日方在中方人员提出的化学、辐射、干湿热三种方法中，他们执意选择最复杂的干湿热处理方式。主要承担稻草问题谈判的毛志农还是爽快地答应了日方的要求。他坚信，日本的苛求我们都能做好。
观点达成一致不容易，谈判逐步迈向纵深。中日两国为此签订了协议，规定：稻草灭菌基础试验由中国承担，拿出数据，待日方认可由日方提供设备，然后中日联合进行中型和大型试验。试验成功，日本召开公听会确定解禁事宜，最后提交农水省决定《植物防疫法》的修改补充。此外，隶属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的“日本稻草解禁促进会”每年为中方试验补助100万日元的经费。
尽管条件苛刻，但至少有了希望。毛志农深信自己的所学，深信大连所的技术力量，完全能胜任此项难题的攻克。
归国后的毛志农，热情地奔波在北京和大连之间，频频请战。
回想那时的血气方刚，和强烈的民族意识，毛志农老人显得很激动。
当时的国家检疫所和外经贸部、农业部等部门，都积极支持大连检疫所的请战课题。大连检疫所党组书记、所长王希孔对负责中方稻草项目的毛志农说：“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如果能通过日本植物防疫法，也是科技兴贸的一段佳话。你们放开手脚大胆地干吧，有困难我帮助你们协调。”毛志农说，面对日本紧紧关闭的稻草贸易大门，毛志农他们压力其实很大。这其间，有责任，更有对祖国的爱。他们也想给中国农民开拓出一条致富的路子来。
在各级领导的坚定支持下，一个由毛志农、张翠蓉、王良华、王志泽、邢汝海组成的实验小组成立了。这是毛志农精心挑选的、并经过所长办公会批准的。阵容不大，却各有所长。张翠蓉是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获得者，素来以严谨细致闻名；王良华、王志泽两位年轻小伙子，对工作学习上有初生牛犊不怕苦的拼搏精神；邢汝海则是一个技术熟练的电工。“从此，我国稻草出口日本的光荣梦想在心中激荡。”
试验基地选在了环境幽静的检疫隔离圃。那是一处自然条件极好的地方。群山，绿荫，天高，水清，远离市区，人烟稀少，珍贵的是水电系统完备。1986年12月，毛志农急于介入科研，就从一个熏蒸队那里借来了2.5万元资金。于是，在这个理想的试验园里，他们开始了基础试验的战役——对稻草无害化处理技术进行攻关。
当时，稻草干湿热灭菌技术无先例可循，费时费事难度大，意味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技术攻坚战就要打响了。
于是，稻草灭菌的攻坚战开始进入第一阵地：按照中日既定方案，基础试验要确定灭菌的菌种，找出指标菌。然后，提出仪器设备的技术指标。
指标菌就是在稻草所有的病菌中耐热量力量最强的菌种。这种菌是稻草病虫害中最难杀死的菌种。确定指标菌，是寻找干湿热技术中温度上限和加热时间上限的突破口。
经过4个多月的奋战，试验小组拿出了3个病菌的试验结果。但日方以没有稻草一炷香病菌试验结果而拒绝。后几经周折，毛志农硬是从美国购来4支菌种，又带领小组开始攻坚。
300个白天黑夜，稻草堆里，显微镜下，细菌过滤器和生物培养箱旁，100余个菌种的筛选，1000余项试验，1000余次数据分析……
实验小组对稻草中的病菌一一试验着。
那种状态，激情，投入，甚至忘我。
今天的我们，无法站在毛志农他们的角度去看这场攻坚战。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追求，因为有了“祖国”和“人民”显得更加纯粹和崇高。
最终他们确定了稻草灭菌时必须杀死的10余个主要菌种，也鉴别出了最耐热、最难杀死的指标菌是胡麻斑菌。这种菌在130摄氏度干热条件下，加热30分钟，其他稻草病菌早已陆续死亡，而它却刚好达到死亡临界点。
毛志农老人说到这里，笑笑。他似乎也为那时的自己感到骄傲了。
接下来，就是他们要面临的另一个难题：稻草性能试验。试验表明，消毒炉温度达到90摄氏度时，稻草性能就会被破坏，失去用途。如果按照杀死指标菌的温度数据加热，消毒炉内的稻草及其制品早就变成灰了。那么，炉内温度不超过90摄氏度，延长加热时间，是否可以杀死指标菌呢？
1987年9月，毛志农他们终于找到了熏蒸干湿热技术中温度和加热时间的两个临界点，即达到80摄氏度，加热1小时。10余个主要菌种干湿热处理100%致死的全部数据和致死曲线最后完成。
大连动植物检疫所稻草灭菌的基础试验任务完成了。
1989年4月，一套价值7000万日元的仪器设备从日本运抵大连试验场。
在这场基础试验中，毛志农他们从稻草病虫害中筛选出“指标菌”等10多种病菌，填补了“草菌分离技术”的空白。
1989年稻草灭菌攻关转入中型试验。试验开始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场“动乱”打乱了试验计划。日本专家奉召回国，导致试验搁浅了将近一年多。尽管毛志农他们心里着急，但也没有办法，只好耐心等待。1990年3月下旬，日本专家小组在组长长川合昭先生带领下如期到达试验场，中日联合中型试验序幕拉开。
这次试验，必须先由中日专家共同对基础试验数据重新验证，并输入微机，然后进行灭菌方法的试验。整个试验过程中，毛志农他们良好的素质、严谨的作风和勇于吃苦的奉献精神、谦虚友好的态度给日本专家留下深刻印象。在这个阶段，毛志农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指挥上了。他四处奔波。协调国际间的关系，上传下达有关信息，订计划、筹经费、置办器材、搞洽谈，时时关注试验进程，根本就坐不下来。
大连动植物检疫所的领导对这次中日联合试验很重视，时时嘱咐大家要显示出中国人的志气，拿出中国人的水平，要与日本专家友好相处，学习人家的长处。
日方非要解决一炷香病菌资料，但这种菌在全国几乎绝迹。为了满足日方的苛求，不使试验中断，王志泽和国家总所的同志，深入到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偏远山区，在一块块稻田里查寻。有时忙得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为了节省往返时间，住在破庙里。半个月过去，终于在山下一块稻田里采集到了一炷香病菌标本。他们兴奋极了，这意味着试验可以继续下去了。
有一段，因为中方人员对微机操作使用有些生疏，日方微机专家小松仁异常傲慢，对中方人员常伴有训斥态度，消息传来，领导们急了：“把我们最好的微机人才拉上去。不能延误试验，更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一声令下，办公室副主任孙长江上来了，负责全部微机输入工作，他娴熟的十指在键盘上飞舞，敲打速度之快，令站在一旁的日本人小松仁看得目不接，他所关心的问题全解决了。从此和孙长江成为好朋友。
一次，日方专家长川合昭偶然提到4月23日是自己的生日，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毛志农带着中方人员专程买来蛋糕、水果为他祝福，同时赠送给他一件生日礼物。长川合昭感动地说：“虽然身在中国，却有在家的感觉。”技术上的互补，情感上的融汇，加速了试验进程。一个月过去，验证基础数据和微机输入任务顺利完成了。双方专家一鼓作气，用了近两个月时间，攻克了灭菌技术最关键的一关，确立了用干热手段达到湿热目的的最佳灭菌方法。在反复试验中，证实了用干热的手段达到湿度的效果完全成立。稻草热灭菌试验宣告成功。
这是一个突破性成果。用干热的手段达到湿热的目的，这是过去人们梦寐以求的愿景。有了这个方法，稻草灭菌的实用性、可行性就有了广阔的前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飞跃就有了更大的可能。后来，日本公认的10个稻草垫品质鉴定专家中的一号权威、75岁的山下仙介前来鉴定后，也很欣慰地点头认可。甚至有人说，他的认可，便是日本草垫生产行业的认可，是日本（JIS）国家标准的认可。
生活总在路上。希望也和行程一样长。毛志农和他的同事们这些最平凡的劳动者就是最深沉的风景。昨日尘已旧，今日天正蓝。寻找一种精神，他们启示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证明自己，去设计自己。
1990年6月底，中型试验圆满结束，它为最后的大型试验奠定了良好基础，创造了必要条件。根据试验结论，日方利用近一年时间对仪器设备进行了改型。
1991年6月，日方第二次派专家组来华，按照预定计划开始了中日联合大型试验。
大型试验，是基础试验和中型试验的继续、发展和飞跃。用毛志农老人的话说，这一阶段，要完成灭菌处理的生产模拟，检验用干热手段达到湿热目的的实际效应，是连接实验室与社会生产实践的纽带和桥梁。可以说，人们几十年的希望，全维系在这最后一搏上。
当时大连动植物检疫所党组领导检疫人员乘胜前进，稻草灭菌攻坚战向纵深。
“切割稻草”、“长草”、“草绳子”、草帘、草席等稻草制品，灭菌试验一一启动。
试验小组把日本需求量最大的榻榻米作为实验材料，并科学地设想：在这200×95×5CM的草垫子上，要想100%的杀死指标菌，必须找出加温后草垫子的临界温度点（最低温度点），找出病菌的最难死点。只有这两个点上的病菌杀死了，才能证明病菌全部被杀死。
为此，毛志农他们整整3个月耗在实验中。无数个结着露水的清晨，毛志农和他的同事们来到实验场地开始一天的工作，又在无数个星光闪烁的夜晚忙到凌晨。出思路，想办法，反反复复，越挫越勇，硬是把这两个点找到了。他们证实了在这两个点上，当温度达到80℃，持续两个小时，病菌将不复存在。试验成功了。
1996年2月5日，毛志农他们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日本正式公布，解除我国对日输入稻草的禁令。从此，广大农村剩余的堆积如山的稻草可以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同时也为相关的产业创造了无限商机。
1999年6月，10种主要稻草制品的灭菌难关被逐一攻克。至此，历时13年的稻草灭菌攻坚战全役告捷。
1999年11月9日晚上，时任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的李长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稻草问题时说：“我们经过十几年的试验，终于找到了一种既可以杀病除害，又不增加企业成本的办法，促使日本解除了对我国出口稻草的禁令。现在，我国每年可向日本出口价值4000万美元的稻草。”
13年，并不漫长，但对于毛志农和他的团队而言，却是4745个不眠之夜。
偶尔看到一广告词：前行的是一种品行，引领只是习惯。
简单的生活与挑战性的攻关，总能配搭出热情却不张扬的个性魅力，让自信的毛志农等从容游走于激情与冷静之间……
或许是看多了，或许是经历多了，毛志农老人的情绪始终处于平缓状态，这反而让我们感到还有许多故事他没有说出来。有待挖掘的东西还很多，但似乎又很明了。那些线条清晰的思想轮廓和事迹走向就站在历史的一角冲我们微笑。走近了便看到了更精彩的故事。
“顾不上考虑自己。天天都在现场盯着看。”
“细节很重要。一步一步地走，跑不起来。着急也没有用。”
“我的同事和我一样，所有的精力全在这个攻关课题上。”
“没有时间评价什么，那些紧张的日子其实很充实。”
“能做事，有事做的生活是一种幸福。特别是为了国家利益。”
……
一代人的责任，不是一句话，而是智慧的汗水所浇灌出的成绩单，是独辟蹊径解决掉的一个技术难题，是东北父老乡亲们的希望和重托。
毛志农老人告诉我们说，他平生就两个追求：一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干成一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事。他的理想是：只要是工作中的需要，看清了就干到底。一样一样都努力去做出阶段成果来。
他总结自己：30岁以后，学了农业植物检疫专业，至此就将一生奉献给了这一事业。40岁以后，用20年干成了稻草出口一事。60岁以后，至今仍在守望着这一事业的产业化平稳发展。
他做到了，倾其作为一个检验检疫人火热的工作热情、忘我的奉献精神。
毛志农老人的故事启示我们：我们是需要拿出点激情来。梦想有了载体，才会有成真后极具真实感的快乐。
●“顾不上考虑自己。天天都在现场盯着看。”
●“细节很重要。一步一步地走，跑不起来。着急也没有用。”
●“我的同事和我一样，所有的精力全在这个攻关课题上。”
●“没有时间评价什么，那些紧张的日子其实很充实。”
●“能做事，有事做的平台是一种幸福。特别是为了国家利益。”
1986年10月中旬在大连动植物检疫所检疫科病理实验室筛选水稻最耐热病菌中型实验
1992年10月与日方代表在大连商谈稻草垫解禁处理细节
稻草垫集装箱离港前合影
1989年毛志农和总所张道雄处长访问日本名古屋塌塌米机械制造会社，探讨灭菌机械临界点设置
《中国国门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