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中国制造”面临的危机时，人们普遍认为假冒伪劣商品之所以泛滥，就在于企业经营者没有道德底线，见利忘义，对其不法行为缺乏有效的社会管控，法律制约与行业自律都过于薄弱，终至积腋成裘，危害社会。

　　纵观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他们在工业文明兴起之初，都未曾出现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质量问题，从客观和主观因素上略加分析，不难看出，西方社会法制相对健全，崇尚民主、平等与科学精神，重信仰，守诚信，商业活动井然有序，这为西方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社会由于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法制体系极不健全，整个社会组织结构建立在以官本位为核心的人治框架中，所幸的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有儒道释三家的人文伦理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虽然民众的教育程度不高，但官宦乡绅始终处于城乡的主导地位，对社会风尚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百姓基本保持了良好的精神品质。然而进入上世纪的百年里，随着封建帝制的土崩瓦解，传统的价值观受到极大挑战，特别是文革期间，上无国法，下无人伦，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破坏尤为严重，几近崩溃。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肃清极左思想的遗毒，拨乱反正，有大量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学著述被翻译引入，极大丰富并拓展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思想及学术自由之风日盛，中央又适时提出“五讲四美”倡议，得到了全社会的积极响应，一时间从学校到企业，一派蓬勃向上的景象，社会风气有所改观。但八十年代末期，随着思想禁锢的抬头，兴国上下重商气息浓厚，大家一致向“钱”看，于是不择手段，见利忘义成为常态。后期的经济增长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精神文化的匮乏也充分暴露了出来，当时邓小平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提出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可惜过于空泛，并未落到实处。转眼匆匆二十余载，荒园之中，杂草尽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旦毁之，则十年无木，百年无人！

　　现在的中国企业正处境维艰，大量低端的、落后的、过剩的产能需要处理和转化，今后面对的将是一个劳动成本上涨，产品需要不断创新，不断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市场。就如同一个过了哺乳期的孩子，要学会独自进食了，这一过程无疑是痛苦的，挣扎的，但却是成长所必须的。接下来需要做的，是为这个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一个是外部环境，一个是内在环境。

　　外部环境就是我们社会的大环境，即企业发展需要的各种社会条件，如政策支持、法律保障、协作水平等等。产业要健康发展，要在质量和创新上立足，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就是要有完备和健全的法律体系和产业标准体系，这就是本文标题上所讲的“人前法律”，也就是在大家共处的社会环境里，企业的行为必须靠法律和标准来制约。所有的生产行为和商业行为都无一例外地按照一定的规则来运作，所有违反规则的行为都将得到必要的惩戒。众所周知，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法津和标准的制定和执行水平都是很高的，法律对企业的保护是有力的，同时法律对企业违法违规的惩罚也同样是有力的，如在打击劣质产品，反垄断，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执法力度都是相当大的，我们的差距还非常大。我国现行的法律和行业标准体系都尚不健全，执法力度不够，有效的监督体制也未真正形成。这已经成为产业发展最大的障碍之一，必须得到彻底改变。

　　内部环境是指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人活在世界上，从事生产、商业等各项活动，在社会的经济交往与生活交往中要靠法律及其他规范来维系，这些都是社会群体生活有序进行的体现，对于个人来说，这是在人前的表现，但回到家中，在一个人独处的环境里，法律的约束力可能减弱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就会愈加受到他自身观念的影响与支配，这就涉及到本文标题中说到的“人后自律”的问题。这个问题更大，也更难解决，它实际上，构成了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础。

　　人内在精神的塑造，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整体精神世界的塑造，那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得益于几千年来传承不息的基督教文化，它对西方国民精神素质的提升以及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仅在产业制造上，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社会都暴露出由于人的价值观倒错而产生的丑恶现象。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人人自危的食品安全问题，如果生产者有一点点的人格操守，有一点点的自律精神，他怎么会在关起门来，在背人处，向婴儿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往馒头面里洒上洗衣粉、往水果上喷上敌敌畏、水发鱿鱼时加入甲醛呢？他的良心何在？道德何在？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度里，物质利益至上，拜金主义横行，一切向“钱”看，没有道德底线，这样的社会，你怎样去杜绝假冒伪劣？你怎样去提质创新？怎样去保护先进？

　　本文在塑造国人内心世界方面，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只是指出问题所在。其实最简单的改变方式就是从自身做起，注重提高个人修养，重义轻利，引用阿姆斯特朗那句名言：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总之产业要发展，社会要进步，需要的是“人前靠法律，人后靠自律”。(高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