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剂是现代奥运会的一大污点，也是每届奥运会都要严加防范的。本届奥运会也一样，这次伦敦奥运坏被称为对兴奋剂检测最严的奥运会。共有150名专家和1000名专业人员参与到检测当中，可以检测出240多种违禁物质。虽然武装到了牙齿，但不得不为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泼上一喷冷水，因为伦敦看似严不透风的兴奋剂检测其实也只是马后炮。
兴奋剂有超过2500年历史，期间一度被当做提高运动成绩的良方
和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兴奋剂检测不一样，兴奋剂并不是新鲜的东西：人类在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历史超过了2500年，最开始，药物甚至被当做了运动员提高成绩的标准配备。
根据《德国时代周报》整理的资料，在公元前668年，当时的古代奥运会的跑步冠军Charmis就使用一种包含无花果干和湿奶酪等材料混合制成的特殊食物增强体力，而那之后，古代的运动员们更是大肆使用牛鞭，即最早的睾丸酮类兴奋剂。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后，兴奋剂同样“大放异彩”。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第三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马拉松比赛中第一个冲过终点的是美国人Fred Lorz，他在比赛中靠机械“兴奋剂”——汽车完成了多半程比赛，因而被取消成绩。在他之后抵达终点的是美籍英国人Thomas J. Hicks。在Hicks比赛全程，他的教练Charles Lucas一直跟在他身后。当Hicks精疲力竭之时，卢卡斯就会给他注射一针士的宁（Strychnine），并给他喝下一大杯烈酒威士忌，在终点前6公里处，Hicks又被打了一针士的宁。而在那个年代，奥运官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官方在赛后的报道里称道：“马拉松比赛的冠军获得者，从医学角度充分证明了药物对于长跑选手的重要性。”
1924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中，一名环法选手甚至把兴奋剂当做了一种值得骄傲的装备向记者炫耀：“这是可卡因，有益眼睛有好处。氯仿，可以保护牙齿。这个，是搽剂，能让我们的膝盖保持状态。说实话，我们是靠着炸药（硝酸甘油）骑车的。”而环法组织者依然默许了这些行为，在1930年，环法比赛的参赛手册上明确指出，组织方不负责各支车队的“药物”费用，言下之意就是参赛者只要自己付钱买“兴奋剂”即符合规则。
在冷战期间，研发兴奋剂甚至成为了一些国家的国家项目。最大规模的兴奋剂事件就是于近年曝光的前东德运动员大规模使用禁药事件，在上世纪70-80年代，有上万名运动员参与了Komplex 08的计划，他们都服用了据称是维生素的合成类固醇类药物。而且在东德科学家的帮助下，苏联也一度把兴奋剂作为一种大型的国家项目来发展。
兴奋剂检测历史却仅有50年，兴奋剂的开发一直领先于检测技术
1968年，国际奥委会开始在第十九届东京奥运会中开展兴奋剂检测，当时的检测技术对惯用的合成类固醇毫无办法。整个东京奥运会期间，仅检出一例违禁药物事件：瑞典现代五项选手利延沃尔Hans-Gunnar Liljenwall因服用过量的酒精被查，就此成为奥运史上兴奋剂检测出的第一人。
虽然在那之后，兴奋剂检测检测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兴奋剂的研发的进步要更快。EPO（Erythropoietin）促红细胞生成素是一种治疗贫血等血液疾病的药物，由于能促进红细胞生成，提高身体的耐力，被很多耐力项目选手用作兴奋剂。在上世纪90年代，EPO就被列入禁药名单，但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人们都无法检测这种兴奋剂。
2003年10月美国反兴奋剂局在接到了一名田径教练交来的残留着ZMA的注射器后，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合成类固醇THG，它的全名为四氢孕三烯酮Tetrahydrogestrinone，这种精心设计的兴奋剂可以躲过此前所有的检测手段。由美国BALCO实验室研发出的THG，甚至一直被这家机构作为一种叫做ZMA的营养品出售，包括女子百米飞人琼斯、欧洲百米冠军钱伯斯、奥运百米冠军科林斯都曾使用过这种兴奋剂。在1984年的奥运会上，科林斯甚至在夺冠后还对着摄像机镜头说：“谢谢你，ZMA！”
2008的北京奥运会也没能免俗，08年10月，德国自行车选手斯特凡·舒马赫被检测出了在环法赛中使用了名叫CERA的新型的兴奋剂。 随后，国际奥委会在48小时之内就宣布重新检测北京奥运会样品。CERA，是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的新一代产品。经过对北京奥运会运动员的1000份血样和4000份尿样的检查，最终共发现了9名违规者。
不过，即便是可以检测出的兴奋剂，通过奥运会兴奋剂检查也不代表运动员就没有服用过。南非开普敦大学的运动生理学家Tucker在最近接受《自然》杂志的采访时说道：“过了奥运会药检，也不能代表运动员就没有服用兴奋剂，更多的运动员喜欢在训练时用兴奋剂，因为训练时的药检很松。而比赛时的药检很严，运动员就不会使用。”
新型兴奋剂向自体化发展：干细胞甚至基因疗法都在被应用，检测变得越发不可能
到了今天，除了使用自体输血，使用新型的尚未有检测方法的药物外，一些更加科幻的作弊方式也加入兴奋剂的队伍，这些技术直接取材与人体，根本无法检测。2006年，德国田径教练Thomas Springstein被警方逮捕，在此之前，他试图用基因药物Repoxygen提高运动员的成绩。Repoxygen能够提高体内携带氧气的红细胞的“产量”。虽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人类基因疗法计划负责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顾问西奥多·弗里德曼（Theodore Friedmann）认为：“研发真正有效的技术所遭遇的难度要比人们认为的高得多。”但他也承认，假以时日，研发出基因兴奋剂（gene dop-ing）也并非不可能。
而另一项科学进展干细胞疗法的潜力也很大，运动员可以通过干细胞疗法增强体能或者修复因比赛疲惫不堪的身体。哈佛医学院整形外科教授Chris Evans甚至信心满满的表示：“我们早已经能够让成熟的干细胞发育成肌肉。虽然如何将干细胞注入合适的肌肉，以及如何让肌肉与这些‘外来客’融为一体并获得额外机能，至今仍是一个谜。但科学家有望在几年内扫清这些障碍。”，“由于在这一过程中，你使用的实际上是自己的干细胞，因此很难进行检测。”Evans补充道。
可见，面对新型兴奋剂时，检测方法会越发难以奏效，另一方面，世界反兴奋组织也越发不堪重负。迄今为止，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花费超过5400万美元专门用于研究可能被用于提高运动成绩的新药。而在这次伦敦奥运会上，组织者计划实施5000次兴奋剂检测———这一数量是史无前例的。参加比赛的1.4万名运动员中有近一半会被抽查，其中包括全部奖牌获得者，检测将排查超过240种违禁药物，其中包括人体生长激素、哮喘药物和尚未正式开始销售的实验药物。就算通过了这些，运动员的血检和尿检样本还要被保存8年，方便以后在发现新型兴奋剂时可以重复查验。
但即便有这些措施，迄今为止，在兴奋剂和检测的竞赛中。检测仍然全面落于下风，而且在可预期的将来，这种劣势会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