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写有“把山东权益无条件让与日本”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表达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极大地震动了世界。
但是《凡尔赛和约》还有一项副产品，当时的战败国德国是执行了的，如《凡尔赛和约》第131条规定:“所有1900年及1901年德国军队从中国掠去的
天文仪器，在本和约实行后12个月内概行归还中国。所有实行此项归还之举，所需费用，包括拆卸包装、运送北京建设之费用在内，亦由德国担任支付。”
北京城的古观象台，是世界上现存古天文台中持续观测时间最长的一座。从明正统初年到1929年为止，这座古观象台持续进行天文观测近500年。观象台总高约14米，台顶观测场的面积400平方米，台下是古朴的四合院。清朝的康熙和乾隆年间制造的玑衡抚辰仪、象限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地平经纬仪、地平经仪、天体仪等8架青铜
天文仪器至今依旧矗立在观象台上。
中国传统天文学在元朝发展到了顶峰，明朝曾经明令禁止民间私习天文历法，这就阻碍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崇祯二年五月己酉朔(公元1629年6月21日)日食，钦天监的预报发生了明显的错误，所以明朝政府下决心修改历法，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奉调进京参加《崇祯历书》的编辑工作，受命负责制造天文仪器、推演历算和翻译西方天文学原著的工作。从此欧洲天文学的先进成果开始融入中国的天文学。
1669年，康熙帝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负责“治理历法”，推算1670年的历书。南怀仁任职钦天监之后，发现留用在清观象台上的明制仪器有误差，而且其刻度划分是以传统的刻度来划分圆周，与西法以360度分划圆周的60进制不同。若继续沿用古仪，势必造成误差的积累和不必要的繁复计算。南怀仁提出用西法浇铸新仪。从1669年至1673年，完成了
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6架大型青铜天文仪器的铸造工作，1673年安装使用。将明制的浑天仪、简仪等暂时移放在台下。南怀仁之后，法国传教士纪利安制造了地平经纬仪。
1744年，乾隆到观象台，看到台上的仪器都是西洋的构造和制度，遂下令钦天监按照浑仪的制度、西法的刻度铸造一架中西合璧的新仪。由当时任职钦天监的德国传教士戴进贤设计监制，经过10年，于乾隆19年(1754年)竣工。乾隆命名为“玑衡抚辰仪”。
玑衡抚辰仪未超出古典仪器的范畴，不能与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安有望远镜装置的天文仪器相比，只在制作工艺上更为精细。玑衡抚辰仪因此成为了大型青铜古典
天文仪器的最后杰作。至此，观象台上有8架天文仪器。它们外形高大美观，支架上部雕有游龙。如3850公斤的天体仪，由一个直径六尺的空心铜球、子午圈组成(球上刻有1870颗星体)。它们都旋转自如，可非常迅速、准确地测算出，某时刻日月星辰在天空上的位置。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期间，法国向联军统帅部和统帅德国人瓦德西提出申请，要求把北京古观象台的仪器运交法国。瓦德西同意。德军参谋长什瓦慈霍甫与法军代表马香反复讨价还价，德军争到优先挑选权，得到
天体仪、纪限仪、地平经仪、玑衡抚辰仪、浑天仪等5件仪器，法国分到地平经纬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象限仪、简仪和一件漏壶。两国都将仪器搬运到各自使馆。法国政府后迫于各方压力，1902年将一直藏在使馆中的5件仪器归还中国。但德国却将仪器运到本国。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德国应归还曾掠走的天文仪器的要求，最终写入《凡尔赛和约》中。
战败的德国被迫于1920年6月10日，将这批
仪器在波茨坦拆卸装日本“南开丸”号轮船，运回中国。轮船经日本神户时，日本政府将仪器扣下，要挟中国政府承认其在山东的特权。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国人的愤怒声讨。迫于各方压力，1920年9月20日，日本才将仪器装上另一艘日轮“樱山丸”号开往天津，1921年4月7日辗转到北京，由荷兰公使欧登克代表德国将仪器交给北京观象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国将明代制造的浑天仪、简仪、漏壶、圭表和清代制的小地平经纬仪等七件仪器运往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其它仪器仍矗立在北京古观象台供观众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