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缪传真
标题书法 余师孟
摄影 韩同乐 甄 凯
每个时代，每个行业，总有属于自己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
“爱在岗位·质检人物”栏目的设置，是版面宣传的需要，也是各局宣传工作的需要。
随着国家质检总局开展的“创优争先”活动的深入，在质检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辛勤耕耘、涉猎广博、造诣精深的直属级分支局局长、专家学者和一线质检工作人员，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以其智慧和汗水不断取得新成绩，无怨无悔地传承着激荡人心的精神特质。他们虽然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但是他们却在平凡之中做着许多平凡或不平凡的事，是团队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工作精神激励着他人奋进，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是工作中的先进典型，他们也是受人尊敬的人物，在他们身上有许多值得人们学习的优点和感人事迹。他们用奉献、忠诚、责任，担当起中国质检事业，谱写出一曲曲平实、激越的感人乐章。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这些优秀人物的事迹通过“爱在岗位·质检人物”栏目传达给读者，真实生动地将他们的成长经历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写出来，将他们的思想、学术成果和奋斗过程记录下来。本着科学、严谨、完善、实用的原则，我们借此对质检人物进行一次检索和资料储存。同时，站在丰富质检行业文化的高度，我们将在这个栏目里记录和挖掘质检人物的人生经历、科研理念、工作经验、口岸视线、前沿胸怀和学术成果，奉给系统内外广大读者。
前期，经过系统摸底，对系统内各局要报道的质检人物进行了梳理。有120多人被纳入到被采访名单内。我们将逐一进行报道。
本期主打人物：北京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 齐京安
在中国国门时报组织的“爱在岗位·质检人物”系列采访摸底中，有120位采访人物被列入到采访名单里，其中，就有北京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齐京安。
我是参与这次采访活动的记者之一。此次出差来京，任务完成，一时买不到返程票。
首都的秋，挽留了我的脚步。报社周刊部华静主任说：“那我和北京局记者站的张淑义副站长联系，让她向京安局长请示，给你点儿时间，接受你的采访吧。”
就这么偶然，让我的拙笔像桨一样，划向京安局长故事的彼岸。
也许，只有刻骨铭心地经历过不平凡的岁月，才算得上真正的拥有。只有拥有过去的人，才会对现在和未来从容不迫。采访前，他没有刻意准备。采访时，他的面前没有一片纸。这种随意让我感动，说明他真诚，他要在“文本事实”之外，给我一个新鲜的“记忆真实”。
都市的街，像一条条河，河中涨满了秋色。滔滔车流，在我的眼前倾泻而澎湃。
车流的背后是客流，客流的背后是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还有文化的潮汐，希冀的光芒。它们在都市与乡村之间流动，在国门内外交汇。
在流动的轨迹上，在交汇的结点上，是规则和秩序维系着人民的幸福与安康。
现在是下午三点，我坐在车上头昏脑胀。我一手扶着额头。
“你有点疲惫呀。”张淑义关切地说。
“是的。”我笑了笑。“采访齐京安局长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我必须集中精力。中午吃过饭，我悄悄地服了一颗安定，但是，依然没有睡着。”
见面，握手，寒暄，来到会议室，对面而坐。
他的发型一丝不苟，制服熨烫得挺括端庄，肩章平整，胸前的工作牌上方，别着一枚殷红的党徽。
一位跟他共事多年的朋友对我说：“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见到他，他的衣着总是那么得体而又简洁，一派儒雅的风度。这是一种品质，一种修养，一种内在精神的自然流露。”
今天，除了一贯的温文尔雅的气质，英姿俊朗的魅力，他有一种主人的和蔼可亲。他微笑着打量着我。我感觉到的是一股清新的气场，低调、干练而理性。
“京安局长，我们见过。2010年12月份，我有幸参加一个上海局的文化建设座谈会。在那个会上，听了您关于文化的精彩发言。”
“哦！那是一次精心准备的文化研讨会。我当时是有感而发。文化，是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东西，是行为背后的底蕴。正因为这样，来到北京局4年半了，我都没敢轻易触碰这个局的文化。我希望通过抓工作和反复的理念倡导，让大家渐渐地感悟和认同，让北京特色的检验检疫文化慢慢地积淀，慢慢地展现。”
制度，让一个单位稳定而有章法；创意，让一个单位灵动而有生机；文化，让一个单位沉着而有品位。当我们的思绪一瞬间掠过“北上广”的天空，就会感觉出，这里散发着自信自强自足的京派文化气息。
我们的话题，就自然而然地从检验检疫文化展开了……
我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会议桌横头的北墙，一面精致的牌匾，装裱着一帧字幅，4句话，16个字，凝练着北京检验检疫局的精神：“团结奋进，开拓创新，求真务实，无私奉献。”
我看出，书写者用的是魏碑中的《张黑女》字体，遒丽天成。在我和京安局长交谈的过程中，这幅字烘托着一种氛围，醇厚而妍媚，透着一股雄强之美。
这是现任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魏传忠在北京局当局长时提炼的。这4句话的要求很高，与其说是标准，不如说是信念，或者说是一面镜子。
京安局长说：“2007年4月，从国家质检总局计财司调任北京局时，总局领导跟我谈话：北京局的工作已经非常出色，这对你是个挑战。你不能躺在前任的功劳簿上。”
他的前任是魏传忠局长。魏局长主政北京局时期，很多方面领跑着整个系统。当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随之进入“后过渡期”，外贸转型、经济转型、规则转型，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北京局外树形象，改革业务模式，建立ERP系统，首创绿色通道；他们内强素质，推进科技兴检、人才强检战略，科研工作非常突出，在战胜非典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他们践行科学发展观，融会中西方管理文化，独创了质量、绩效、能级管理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综合行政管理体系模板，成为植入这个大系统的一块“芯片”。
江山代有才人出。
事业需要继承，更需要发展。发展就要找到发力点，不断地“创造未来”。
京安局长说：“北京局的发展该在哪里发力？我们应该把这支队伍带向何方？建机构、盖房子、增编制，提升检验检疫业务量，都是有极限的，只有创新发展，激发人的力量，打造团队精神，建设行业文化，正当其时，永无止境。”
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检验检疫行业文化离不开地域文化。首都北京为检验检疫文化提供了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基因？他分析道：
第一，北京市经济体制比较成熟，经济结构比较合理。三类产业中，第一二类产业占20%多一点，第三产业则达到70%以上。这个比例与发达国家相似。
其次，北京市的“总部经济”特征明显。世界500强企业、外国的驻华机构、高端研发中心落脚北京。由此带来了信息交汇，技术密集，人才集散。2010年首都机场客流量7395万人次，成为仅次于美国亚特兰大的全球第二大国际航空港。北京的进出口2010年突破了3000亿美元，其中80%为进口，20%为出口。
第三，北京市常年进出口的企业只有三四千家，认证注册企业只有1000多家。北京没有像山东那样众多的农产品食品出口企业，因此也没有他们那么多的源头监控风险；北京没有像长三角、珠三角那样众多的工业生产企业，因此，过程监管的负担相对较轻。从这一点上来讲，北京局的工作还有发展空间，应该做得更好。
第四，首都天然的向心力、凝聚力，使北京人文荟萃，科研院所云集。北京居住着全国大部分院士，这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各类人才的包容性、兼容性比较好。北京局现有工作人员2007人，其中编制内人数近千人，硕士以上学历占到将近三分之一，仅博士就有39人，其中6名博士后。6人中3人已出站。北京局人才的优势相对突出。
北京局的业务量在系统名列第13位，比不上沿海口岸大局。全球的海洋文明，国家的开放战略，缔造了无数的蓝色巨人，他们分布在沿海口岸和腹地。北京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很多是拳头产品，比如说手机，出口量占全国第五。这些企业管理成熟，监管的难度不大。每天的出入境旅客，北京没有深圳口岸多。深圳一天进出境40多万人，北京一天进出120架飞机，运载着4万人。
北京市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首善之区”。总局领导要求北京局建铁军，树标杆，为全系统做出榜样。齐京安提出，打造精品工程。他说：“什么是精品？精品就是无瑕疵，挑不出毛病。它是要求，也是理念，是我们持久发力的地方，应该全面做实。”
精品之质，永恒之美，它增添了质检的质感，职业的美感。精品里包含的不是清规戒律，而是创新的精髓，是脱俗的精神价值，这就是文化。
他感叹说：“文化的力量不可小觑！”
“从2008年开始北京局提出打造精品工程，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完成。我说永无止境。打造精品工程是针对北京局的特点而制定的战略措施，它是一个理念和指导方针，不是一个具体的战术目标。北京局只有走精品之路，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他在北京局做的第一个精品工程就是奥运服务。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圆了中国的百年梦想，但对守卫国门的北京检验检疫人构成了重大挑战。入境人员健康、动植物检疫安全、进境食品安全，一旦有个闪失，就会影响全局。
京安局长说：“奥运会开了这么多届，应该有一套成熟的做法，我们希望到雅典奥组委学习取经。总局通关司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去了雅典，人家说没有留下检验检疫服务保障的文字资料，只有一套安保方案，看不行，可以买，价格是一亿欧元。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通过北京奥运会，我们一定要建立自己的重大国际活动检验检疫总体组织方案。”
但是，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空白，需要用“心”填补。
他们协助总局与北京市政府、北京奥组委签署了三方《合作备忘录》。先后与相关部门签署了9个合作协议。建立了“奥运领导小组-专业工作组-各巡查组和口岸机构”三级奥运工作组织体系。
那年3月，总局派他到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每周自学时间只有半天，他就回来开会，专题研究。那时，他把干部管理权都下放了，唯独抓在手上的就是：建立一套奥运检验检疫方案。
这个方案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京安局长盯住方案的每一个细节。比如在应急预案中写道：“发现白色粉末实行报告制度。”
他批评道：“这种写法，是应付领导检查的，不实！报告制度，向谁报告？电话号码是什么？对接触者实行隔离，半径多大？用什么隔离？检验检疫人员穿什么等级的防护服？这些都没有，不行，要改。改到人家拿到你这个方案就知道怎么做为止。”
结果，数万字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检验检疫组织方案及应急预案》，三易其稿，变成了真正的工作指南和操作规程。他注重体系的完备性、可行性、操作性，在每一个环节注入责任、注入科技、注入标准化。
历史从不埋没金子，真正的社会价值从未被低估！
后来，围绕重大国际活动检验检疫规程，北京局在6个直属局的参与下创设了7个国家行业标准。这些标准及《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检验检疫组织方案及应急预案》，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检验检疫服务保障，都起了积极的借鉴作用。
在奥运会历史上，北京奥运有一个独创，就是派出30名检验检疫官员进驻运动员村、媒体村和奥运物流中心等核心区域。这是京安局长力主实施的。
为此事，他拜会了奥组委负责人，与6个部门联合洽谈，与抵离中心商讨。他的理由是，由于我国政府向世界奥组委作出了承诺，允许各国运动队自带食品、水果和鲜花进境，我们必须把检验检疫工作做到奥运村、媒体村这个“家”，必须在“两村”实施卫生和动植物检疫，食品的抽样检验，掌握垃圾处理情况。每个房间有两个垃圾箱，水果、食品的废弃物放入医用垃圾箱。奥运村有没有害虫，有没有危险性害虫，我们必须实时实地诱捕监测，用数据说话。
这些话，不是苛刻要求，恰恰是对“人文奥运”的注释。
7月30日，奥运村检验检疫巡查组在对某外方公司代理的一批爱沙尼亚代表团自用食品进行查验时发现，部分罐装啤酒包装有破裂泄漏现象，已经滋生蝇蛆。经清点共有1728听，随即予以封存。爱代表团团长到货场查看后，主动出具了弃货申明。
2008年8月，圣火点燃了炎黄子孙抑制得太久的激情。一个月，短暂得转瞬即逝，但在亲历者、在担当者的记忆里，却是如此悠长，如此美妙！
采访的话语，停靠在时间的码头，泊在2009年3月底。
一种叫做甲型H1N1的流感病毒，让一个春天坠落了。从世界卫生组织到全球媒体，谈“甲”色变。
甲流，一开始叫猪流感，发生在美洲国家，墨西哥出现死亡病例，美国大面积流行，欧洲普遍受到感染，日本呈现暴发态势。中国台湾、香港出现感染者，只有内地保留着一片净土。
敞开的国门，人员往来不绝。每天有40万~50万人从世界各地进入中国大陆。
国人盯着口岸，会不会输入病例？谁是首例输入者？首例会在哪个口岸叩关而入？出入境检验检疫成了第一道防线。
甲型H1N1流感患者从感染到发病需要2至7天，在这潜伏期内，感染者体温正常，没有临床症状。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检验检疫部门如何御“敌”于国门之外？
这是在围城之中寻找寓言。记者想到叶芝的两句诗：“但愿这片土地有福，但愿这座高塔更加有福。”
●采访时，他的背后是几排空着的座椅，一堵墙。但我知道，在他身后，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团队。
●在北京局首先解决的是思想认识。他说：“观念和文化认同了，办法自然就有了。但观念总是有些虚，理解要一个过程，所以，我的许多想法，只在大会上说，不急于落实到文件上。”
4月25日，质检总局发布《关于防止甲型HINI流感疫情传入我国的紧急公告》，首都大门把关重任仿佛从天而降，悄然压在齐京安的肩上。
4月26日，在北京局防控领导小组会议上，他说：“从今天起，我的办公室就在机场。”
机场开始对来自疫病流行区的旅客测量体温，要求他们填写健康申明卡，提供国际旅行信息和后续联系电话。
五一长假期间，他在首都机场，他在现场指挥。
他说：“当时，入境程序增加，现场拥堵，旅客有怨言。吸收了上海蛇行排队的方法，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北京的情况跟上海不同，首都机场是大玻璃幕墙，光照之后，迅速升温，测量体温时，误判多，造成二次排查的人数上升，影响通检效率。不行，我们调整柜台避光。”
现场办公，就这么琐碎。
5月2日，他接到电话，说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李小萌记者要采访他。
采访在首都国际机场航站楼展开。镜头前的京安局长侃侃而谈：“第一，对有临床症状的人，我们做到能发现。第二，监测到有临床症状的人，我们知道如何处置。第三，我们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防控机制，实施严密监管。”
接着，跟其他嘉宾一起漫谈国外疫情动态，我国各部门的防控准备。你一言我一语，非常顺畅。那一份轻松，安抚了国人的耳目。
节目最后，李小萌问道：“京安局长，假如，我是说假如，我国第一例输入性病例就从你们把守的空港进入，你该怎么办？”
他的心头紧缩了一下，表情依然镇定，沉着答道：“如果体温异常，就要进行初筛初诊，随后与疾控中心链接……”
事实不幸被李小萌言中了。
5月10日，京安局长和往常一样，白天到机场严密巡查，现场处理各类问题，晚上8点多，带着一身的疲惫回家。刚刚到家，电话响了。
据卫生部消息，中国内地出现了首例甲流病例。他是四川人，30岁，在美国读博士，回家完婚。5月8日从美国取道日本回国，进境口岸就是——首都机场！
京安说：“当时，我的脑子一下子就蒙了！”
眼前的事实是，这位甲型H1N1流感病毒携带者在首都机场未被成功截获。
我们要追问的是，他在过境时有没有症状？如果当时体温已经异常，依然闯关而入，那么，检验检疫部门难辞其咎。
京安局长坦言：“毕竟我是当兵出身，抗击打能力强。经过片刻的惊恐之后，很快就冷静下来。现在，重要的不是个人责任，而是尽快找到问题的症结。如果不是我们的疏漏，赶快澄清事实，不能让整个质检部门背黑锅。如果是我们的疏漏，就要赶快补救，因为大量的境外人员每时每刻都在入境。”
他在车上，电话指挥调查。机场回话是，5月8日23时56分，这位甲型H1N1流感病毒携带者乘坐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029航班停靠北京机场T2航站楼。
“赶快调阅他的入境记录。”
录像从机场调出来了，“记录一切正常。两次体温测试均为37摄氏度。据了解，他在国内的下一站是四川成都。5月9日上午10点50分，从北京飞往成都，13点17分抵达成都双流机场，感觉不适，在成都就诊，查出甲型H1N1流感病毒弱阳性。样本正在送往国家最高研究机构……”
京安局长连夜赶到总局向总局领导汇报。
5月的微风，温暖中夹着芬芳，芬芳中夹着一丝异味。那一夜，他和他的团队没有一个人睡觉。
5月11日，所有电视台都播放了那一段录像。
甲流防控难，不光难在国门是第一关，更难在国家要求对疫区和疫病流行区都要严格控制。这一要求，体现了我国政府对人民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符合国际惯例，但是，与一些国家的做法不尽一致，引起了这些国家来华旅客的质疑和责难。
检验检疫必须服从大局，现场人员需要忍辱负重。京安局长说：“我们定了两条：不争论，不解释。因为我们执行者，无权解释，只能骂不还口，沉默为王！”
他说：“面对不可预测的风险，我只能说，我尽力了，出问题也没有遗憾。但是，所有的压力都落在了一线！在机场，经常看到我们的年轻人日夜奋战，疲惫不堪。我的眼泪就忍不住，觉得如果我做不好，对不起大家！”
话是这样说，他对干部职工的要求是很严的。
危难之时，微笑是一页永远不会被误读的绘画，是人人都能读懂的世界语。检验检疫人员戴着口罩工作，他说：“口罩挡不住微笑，挡不住热情。我们要用严密的监控守住国门，要用周到的服务温暖人心。”
即便承担着巨大压力，微笑依然是首都机场检疫检验人员最常见的表情，成为流感肆虐中的温馨一幕。
站在首都机场现代化航站楼的幕窗前，眺望一架架飞机频繁起降，蓝天拥抱着阵阵轰鸣，拥抱着悠闲的云翳。齐京安的心中无限欣慰。
流程不断优化，不断固化，不断标准化，不断机制化。这便是精神财富。他们边干边总结，形成文字，在迷雾中寻找方向，在反复中摸索规律性，建立规范。
他说：“即使在最紧张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忘记积累资料，把目光投向长远。预想到，如果到了下一波秋季大流行，我们就会拿出一个完备的实战规程，那个时候就能处变不惊，遇事不慌。
“防控甲型H1N1流感，我们的得意之笔是与北京CDC（疾控中心）的无缝对接。
“每天有100多架飞机，每架飞机上有一、二百人。我们把每一位旅客的资料及时传到北京CDC。这就跟打仗似的，许多方法都是实战中逼出来的。
“入境旅客的资料，每隔几小时就向CDC移交一次。我们创新移交模式，改为传输电子版，大大提高了效率。先用普通扫描仪，太慢。不行，不能让信息链在我这里梗阻。后来，采用先进的设备，扫描速度像点钞一样，一秒一张。按此测算，一次性购进7台，每台机器每分钟可录入30至45页，彻底打通了信息传输瓶颈。”
一个入境人员从踏入我国国门之时算起，几小时之内，街道居委会会上他家去回访，询问他发不发烧。
“中国人的行动怎么这么快！”这个效率，发达国家的旅客也很诧异。
紧张的工作结束了，感慨洒落一地，那是汗滴的绽放。
京安局长说：“大家非常怀念那一段时光。开会做决断，快刀斩乱麻，决定的事抓落实，齐心协力，没有人扯皮。那才叫执行力、战斗力哩！用一个数字足以说明：首都机场甲流截获率达到43%。”
美国是‘甲流’重灾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数学模型，分析认为，在口岸现场查验出一个感染者，后续可以减少34个感染者。1∶34，由此而节省的后续治疗费用，数额惊人！
这个学院把中国首都机场作为一个案例，2011年春节期间，他们在清华大学研究人员陪同下来到北京局。看到成套数据，他们叹服。访问回国后，拍回一份电报，说：“你们应该为你们取得的成绩而骄傲！”
风格即人。
假如说部门体制是一个函数式，领导人是一个自变量，那么我认为，体制关不住领导者个人的风格。打造精品工程，折射出京安局长的精细风格，而精细的基础是精算。
做任何事，首先从查找问题开始。任何一个亮点都是从发现缺点开始。比如，为民服务创先争优，实行三亮三创三比三评。他认为，“亮职责”比“亮身份”更重要。他要求每个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抓住正在做的事情，不要另搞一个体系。围绕工作对象不满意的地方，查找工作中的不足。关系群众利益的缺陷，小题也要大作，在细微处注入情感、采用实招。提出的改进措施就是公开承诺的内容。
在理念与制度之间，他的思考放在理念上。总局有规定的，照规定办，因为我是直属局。总局没有规定的，就去研究。研究的第一步是寻找参照标准。有现成的标准，拿来就行了。
循着这样的思路，加上“三位一体”综合行政管理体系的底子，北京局的工作特别流畅，运行特别顺畅，心情特别舒畅，照着规矩走，不需要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也没有太多的磕磕碰碰，大家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
财务算账是线型的，管理算账是立体的。在机关管理坐标系里，纵轴是工作的目标，横轴是各种资源，通过精准的计算，合理地配置资源。算定了，吃准了，强力推行。
在实施层面上，他的章法是：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有全局，就是要明确方向，让大家知道团队的核心理念和努力方向。有典型，就有抓手，知道怎么用力，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他抓的典型就是首都机场检验检疫局。
这个局的人数随着中心任务而波动，高峰时有800多人，常态下有500多人，占全局人数三分之一强。在那样极其敏感、极其复杂的工作环境下，它要么是先进，要么是事故窝。它是窗口，又是关口；是源头，又是龙头。是龙头，就有示范效应。
首都机场局给自己的定位是：国门第一哨。京安局长形象地说：“你们是总局的脸，北京的脸，中国的脸。这个脸丢不起，必须严格管理。”
谋事，必须上级、班子、群众三个积极性形成合力。
2007年，首都机场局希望打造先进单位。2008年正式提出创建先进单位。2009年开始准军事化管理。
对国门卫士进行准军事化管理，这是首都机场局的首创。京安局长说，这件事有个由头。
奥运筹备期间，一位中央领导视察首都机场，巡视了口岸各家队伍。到最后，齐京安听到这样的评价：领导说检验检疫人员的精神状态不大好。
难道咱们的人没精打采？他来到一线查询。原来，领导拿我们跟海关、边检队伍比，海关、边检行的是军礼，检验检疫行的注目礼，给人的感觉不佳。
不行！我们要搞军训。这件事就从旅航检疫人员抓起，开展军训。关起门来，一训就是7天。7天下来，整个队伍的仪容仪表、精神面貌就是不一样。一开始，训练敬礼，大家不习惯，相互取乐，嘻嘻哈哈。领导一带头，大家渐渐地就严肃起来。几天的军训，就有了巨大的变化。
有一天，时任首都机场局局长的杨杰同志到军训宿舍转转，楼道里一个处长端着洗脸盆准备洗衣服，见了局长，起了本能反应，下意识地立即放下面盆，“啪”地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2009年10月，‘甲流’疫情基本结束，首都机场局开展了全员军训。实行日交接，周例会，月讲评。2010年，首都机场局的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在窗口单位中推行到北京西站检验检疫局、北京国际展览检验检疫办事处。目前，在需要的场合，他们会自动列队、报告、行礼。
对别人的礼敬，树的是自己的尊严。铁的纪律固化了服从与执行的意识，它对人的塑造，有着出乎意料的效果。
京安局长说：“现在，凡是集体活动，机场局和其他机构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的站姿坐姿标准、整齐。这个区别，我坐在主席台上看得出来。给我的感触挺深，我打算2012年在全局开展准军事化管理。”
耳闻此情，记者联想到弥尔顿《失乐园》中的话：“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
以准军事化训练为切入点，首都机场局机关文化建设也搞得有声有色。2011年“七一”，他们搞了个诗歌朗诵会。文学让枯燥的工作升华了。
工作一旦与诗意、与哲理结合，辛劳就会自动为幸福作出承诺。
青年职工孙健写了一篇文章《小站》，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在重复的单调的工作中，在喧嚣的嘈杂的旅检通道上，在风险与委屈之间，他是怎么以标兵为榜样，在克服困难中默默地自我修炼。
京安局长说：“首都机场局这个典型是我比较欣慰的。”
近年来，首都机场局先后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表彰，获得了首都文明标兵单位称号。奥运之后，他们走上了人民大会堂庄严的领奖台。
离开北京的那一天，记者在首都机场T2、T3航站楼里，在有形的、无形的网中行走徘徊。过安检的时候，脱掉外衣，衣领和裤带都被仪器“嘀嘀”地检索，我想到的是，支撑着繁荣的是安宁，支撑着安宁的是精细管理。在这个横切面上，呈现的是北京局乃至中国检验检疫人的信仰、目标、经验和能力。
首都机场检验检疫局的变化，是以文化人的结果。
什么是文化？
京安局长说：“文化，就是这个人的味儿，这个单位的味儿。它是经过内在积淀，自然散发出来的。经过一次大会战之后，用心收藏那些感动过多数人的事，用心捕捉那些不应该被丢掉的东西，就是文化。通过否定来肯定，在实践中扬弃，告诉大家，什么是主旋律，什么是价值认同。”
文化不是点缀，而是安身立命的精神。
京安局长认为：“文化建设的核心是领导班子，灵魂是一把手。一个单位人心涣散，根子在班子，班子闹矛盾，根子在一把手。一把手的问题有两个表现：一是执政能力弱，二是太霸道。一把手本身就处在强势地位，假如没有私心，就不应该、也不会出现这两个极端。”
矛盾来自于分歧。他对待不同意见的办法是：班子集体讨论，大家不认可的不实施。他说：“事业是共同的事业，意见不统一，以说为主，只说不做，等大家接受了再推行，就会事半功倍。”
权力之争，核心是用人权。他说：“干部任用，主渠道是竞争上岗，北京局已经搞了4批。”
他到北京局工作，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干部管理办法。这件事有个缘由。北京局每年7月份向干部职工开展问卷调查。这个调查设计很实，对局党组满意的方面列举3条，不满意的也列举3条，每个人集中说6条。第一年搞问卷调查，反映比较集中的3个问题中，有两个与干部工作有关。对干部任职年龄限制、实改虚年龄扛扛有意见。党组会争论激烈，开得很热闹。讨论来讨论去，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最后，他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大家心平气顺。
允执厥中，调和矛盾，成本最低。谁说这不是领导艺术！
京安局长深有感触地说：“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一定要充分吸纳每一位领导成员的智慧。党组会不仅仅是个程序，更是一种民主的保障。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设立党组干什么？就是限制一把手的权力，防止重大问题个人说了算。有些文件你能签，有些问题你无权决定。硬要大笔一挥，下边办了，矛盾慢慢地就滋生了。”
会前的酝酿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他的方法是，提出一个设想，逐一征求意见，把每个人的意见记下来。一开始，领导成员的意见比较分散，综合起来再征求意见，一般情况下，经过两轮就可以上会了。出于公心，不先入为主，人事问题就不会产生矛盾。大多数人同意，执行起来就没有杂音，没有私怨。
他说：“谁都喜欢听表扬的话，但是，坐在一把手位置上，老是听不到批评，发现不了问题，心里不踏实，有一种悬空的感觉。听到干部职工的批评，我就警惕。发现存在的问题，我就兴奋。我相信，当面说问题的人，背后不会说。当面说好话的人，背后不一定给力。当面指出问题的人，哪怕话说得难听一点，也是为你好，至少客观上在帮助你。这个理念想通了，听到尖锐的批评也不会痛苦，不会恼火。”
领导干部做事，应该有一种高于职位要求的价值追求；领导干部处世，应该有一种高于职位进步的人格提升。
从2011年开始，北京局的问卷调查加上了对党组的满意度测评，回收的有效票800多票，满意的占70%，一般的占20%以上，有7人不满意，这是正常的。在提出的意见中，有一人讲领导干部有官僚主义作风。
“官僚主义！这个帽子不小，我很吃惊！”
上网查询，百度上讲了官僚主义有20种表现。他下载了，在党组会上一条一条地对照检查，分析来，剖析去，最后找到了症结。其实，他这样做的意义不在于找出症结，而在于警示领导成员。
那20种表现就是20条警戒线。
采访已经进行三个半小时。
窗外，暮色在轻轻地合围。窗幔上的薄暮云霞已渐渐褪色，换上了霓虹的闪烁之光。室内的人，仿佛有些动感。
我知道，按照领导干部的思维，讲过班子，接着要讲队伍了。
他说，总局局长支树平提出了抓质量、保安全、促发展、强质检的要求，落脚点是强质检，如何做强，就要从人员队伍抓起。
“我的得意之处是岗位练兵！”他说，“奥运会演习是有脚本的，我提出，我们要搞无固定情景的演习，这就是岗位练兵。我们‘三位一体’综合行政管理体系上讲的技术能手是练出来的，我们的年度先进是比出来的。岗位练兵已经开展了3900多人次。”
“为什么这么严？”
“北京局是不允许出事的！因为北京太敏感了。”他的目光投向远方，感叹道：“岗位练兵是我的一个心愿。我希望北京局走出去的人具有真才实学，有真本事。”
北京局还有一项文化建设活动就是个性化培训。2011年搞了三项：一是培训新闻发言人，每个单位培训两个人。二是公务礼仪培训。他们准备请的老师是为国航培训中心授课的。三是特殊服务技能培训。
“什么是特殊技能？”
“就是工作职责之外的技能。比如，各机构人员都要学会一些普通人不会的常见医疗急救技术，包括心肺复苏、急救包扎等。旅行中有的疾病不会治疗，至少能够作出定性判断。你是国家的检验检疫官员，你在场，老百姓指望着你。”
人员培训的核心是检测技术。过去魏传忠局长在任时期，北京局提出了“借船出海，借梯上楼”的理念，与科研院所合作，把先进科技植入检测技术之中，上了两个大平台：一个是荧光PCR技术，一个是芯片技术。现在，他们正在上第三个平台：纳米瓷珠检测平台。
“中科院的研究成果多，转化少，我们就紧扣应用环节，往实处抓。已经应用了5个成果，确定了应用技术路线图。我们把纳米磁珠技术引入检测技术之中，它的优点就是对检测对象物的吸附精确度高。这是对科技应用最前沿的跟进。”
飞行质谱是近年兴起的蛋白质组学研究前沿技术。总局买了5台仪器，分到5个局开发。北京局拿到一台，郑重地把它交给两个博士后开发。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检测是对样品中已知物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应用中最大的障碍就是，仪器只会显示出一堆图谱，我们不能识别。现在就是要识谱，读懂它，缩小搜索空间，精确打击。目前，我们已经识别并描绘了一万多种物质图谱。在总局领导下，我们倡导联合开发，成果共享。”
谈到科研，京安局长思绪纷呈，话语的钥匙不断地为记者打开一扇扇门。许多前沿科学名词，记者孤陋寡闻，无法笔录，只能却步了。
●一切科学都以数学为基础，一切决策都以数字为依据。检验检疫凭技术执法，拿数据说话。他说：“我从事财务工作多年，对数字敏感，凡事都要算一算。”
●他说：“一位老师告诉我，前人的做法中充满了智慧。寻找的路径无外乎四个字，就是古、今、中、外。如果把古今中外搜索遍了，还找不到办法，就去研究。”
采访进入尾声，转入轻松的话题。
我说：“京安局长，听说在‘甲流’期间，《人民日报》记者说，您的名字中包含着‘北京平安’。能请教一下您的名字的意思吗？”
他呵呵一笑：“我生在北京，老家是河北武安，父亲给我取名为京安。是教导我不要忘本吧。”
“工作之余，您有什么爱好吗？”
“我没有特别的爱好，业余时间喜欢看大片和各类讲座。”
“看大片？比如好莱坞大片，比如《空军一号》《刺杀总统》《阿凡达》《2012》。”
“看！都看了。”
我也有这个爱好。我觉得，历史的大事撞击着庸常的岁月，发出袅袅的回音。这回音被浓缩在电影之中，散发着人生智慧。
京安局长说：“这些灾难片、动作片、大场面的片断，让我有一种亢奋感。当然，不纯粹为了刺激，更多的是体验，在特殊情况下怎样应急处理。我时常会问自己，假如我是片中人，我此时该怎么办？从中积累见识和经验。在制订‘甲流’应急预案过程中，许多细节就是看大片时受到启发的。”
“在读书方面呢？”
“我看书很杂。杂而不专，但杂有杂的好处，就是时常会有顿悟的感觉。知识是人生的最佳模具，可以塑造人。”
“领导的思维是一个单位最重要的模具，可以改变单位形象。”我说，“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理解。您跟我谈了三个半小时，都是您在说话，我注意到，您一直没有喝水。您的杯盖一直没有打开。”
他笑了笑，说：“不是特异功能。其实，我听会时也会一杯接一杯地喝水。不喝水，反映我性格中的一面，就是做事特别专注，集中精力把一件事做好。我这人做事追求完美。”
说话间，他挪动了一下他的杯子。这只不锈钢茶杯朝着我的一面没有字，现在，经他一旋转，我看到了几行字。我的心中有所感悟：对人对事，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看来，我对齐京安局长的采访还是非常片面、非常肤浅的。
《中国国门时报》